我与周棠森在1962年相识，当时就感觉到他是一个质朴、诚实、有强烈事业心的人。

 

    196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到行政科办事，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个子不高、略显消瘦憔悴，身穿着一件得体的白衬衫、蓝色西装裤，谈吐文雅，南方口音。他告诉我，他叫周棠森，是南京工学院化工系58年的毕业生，同时调来的是他的妻子毕德凤，也是南化毕业生。原来他们竟是校友和学长。他对我说：他是58年怀着建设大西北的憧憬，分配到青海毛家寨水泥厂，是个立窑厂。那时我国经济形势十分困难，毛家寨水泥厂被调整下马了。当他听说新投产的耀县水泥厂正急需人才，周、毕二人多么盼望能到亚洲一号厂工作！他试着写信给耀水干部科。耀水主管副厂长颜世忠是一个十分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人，当即明确表态：立即调来！我真是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啊！于是我就不认生地叫他为“老周”，比较深入谈了一些问题，还迫不及待地向他请教了工艺技术上的难题，他毫不隐讳的谈了看法，但十分谦诚的说：下马伊始，可能说得不对……我被他的质朴、谦虚、诚恳所感动了。他接着说：“老包啊！时不待人啊！我是不想虚度年华的，国家在南京工学院首创水泥专业，是希望中国能早出高水平的水泥专家啊！这个大好时机我们不能错过……”。我深深感到，老周是我的良师益友，更是位有理想、有事业心、干实事的人，也是一个技术造诣较深的人。历史表明，他实践了他的“不想虚度年华”和“一起干吧！”的诺言。

 

    他在强化企业工艺技术管理上（按现在说法是精细化管理）的一大贡献，是倡导组织实施了回转窑的热工标定和窑磨全面工艺技术标定。

 

    耀县水泥厂虽然在全国是规模最大、工艺设备最先进的水泥厂，但工厂管理特别是工艺技术管理还是粗犷的，承藉传统的、以经验管理为主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对技术数据、消耗定额，多半也掺杂着人为干预，由于计量技术落后，窑、磨定额（产量、消耗）精准数据难以确定，而对于技术参数和变量间关系也无法确定，那么进一步对工艺问题的较深层次技术分析，也就难以进行。

 

    老周来耀水后先后在制成、化验室（研究室）、技术科工作，做了认真调查研究，认识到厂子要达产达标、完成技术经济定额，加强工艺技术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一位的。而加强工艺技木管理中是必须要有正确技术数据，要搞清各技术参数、变量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研究出提高产量、确保（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的途径和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他煞费苦心地寻找路径和做出努力。他首先采取的办法是：帮助技术员学习专业技术，并结合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分析讨论，集思广益出谋划策进行处理，这无疑对工艺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大有好处的，也有助于稳产高产、降低消耗，但仍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此他考虑必须要对工艺过程和设备进行测定，首先要对窑进行热工标定，以通过标定获取可靠数据，摸清真实工艺状况，再对症下药。这个工作过去是由建材部主管工程师不定期组织进行的，他觉得那样标定频次太少，不能满足技术管理的要求。他提出了自己标定，得到了厂长和工艺技术人员的支持后，他开始收集技术资料；购買或调拨（借用）了热工标定的仪器、仪表，亲自动手编写了《耀县水泥厂回转窑热工测定（含煤磨）的讲义》（自刻自印的油印本），发到每个技术员手中。他又组织技术培训，培训工作是讲课、阅读讲义和现场操作相结合进行的，多以现场实战的方式进行。课堂和现场的主讲人都是老周，在课堂他深入浅出，讲清原理。在现场他穿着工作服，戴着垂肩的工作帽，戴着口罩，在尘土迷漫的车间，不辞劳苦地为大家讲课、手把手的教操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教会了大家对主要部位、项目（如窑头喷煤系统风煤用量、配比；窑中的出链条带物料分解率；窑尾喂料量、喂灰量测定；出窑废气量、窑尾大烟囱排风量、窑灰逸出量以及煤磨系统等等）的各个测点取样并进行风量、风速、温度、湿度、数量、成份的测定方法；教会了大家如何排除干扰、如何处理临时测定中发生的故障；制定了应对测定时发生异常的预案；教会了大家如何整理数据和计算结果；教大家如何来分析数据，做出判断，找出问题和解决途径，完整地写出标定报告，为生产工艺提出改进意见。

 

    上世纪60、70年代实施热工测定仪器、仪表的装备水平与80年代中、后期装备水平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目前一台气体粉尘测定仪就可读出全部测定数据：风速、风量、湿度、温度、粉尘浓度，而在当时是要组装一系列的仪器、仪表，并要反复来回调整、计算。我记得，每一次对窑的标定，都在一周前就开始准备，要认真制定计划，组织标定队伍（抽调全厂工艺技术人员、抽调若干技术工人，总数都15-20人左右）并进行分组、分工（如窑头、窑中、窑尾、煤磨等分组并按测定项目分配任务：操作仪器仪表的、读数的、记录等）。标定往往要连续进行工作12小時甚至更长时间（有时还要在次日补测），吃喝都在现场，爬上跳下，还要经受高温的炙烤，经受风吹、日晒或雨淋。在取得数据并汇总后，再进行计算、讨论，集思广益取得共识后，由专人执笔编制热工标定报告书。热工标定的开展得到了车间、岗位大力支持，历任厂长芦荫楼、杨治政、任国良都非常支持这一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90年四台湿法窑共组织标定18次，对摸清窑的工艺状况如窑的产量（台时）、热耗、效能，运行状况，找到问题的症结，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对确保窑的优质稳产，实施技术改进、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提供了途径，起到了良好助推作用，有些结果则是解开生产工艺难题的钥匙。

 

    在进行窑的热工标定基础上，周棠森和主管磨机的工艺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原料磨、水泥磨机存在的问题、技术改进的途径和方向，又开展了原料磨、水泥磨的工艺技术标定。据我所知，这在同时期的其它厂是很少见的。

 

    在耀水推行热工标定，对老周人生经历来说，既是件小事又是了不起的大事。说是小事，因为和他在厂的作为和贡献来说，只是个具体的技术工作手段；而说它是件大事，是以它为发端，促进了调查研究、用数据说话、实事求是找问题的症结，寻我解决问题途径的方法，按现在概念就是：实施精细管理的有效途径之一。耀县水泥厂生产技术上的成就，都是与此密切相关的，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忘记的。技术标定是窑磨精细管理的重要手段，而我厂技术标定水平是为国内同行所承认的。

 

    老周是苦干、实干、拼命干的楷模，是一个出色的技术工作者：文革时期周棠森到烧成车间担任技术员，不辞劳苦致力于生产技术工作，在非常时期和整个任职期间为烧成车间的生产稳定、出色完成生产任务做出了贡献。

 

    70年代初期，建材部委派杨治政来全面主持耀县水泥厂的工作。杨厂长不愧是水泥界的管理能手，他有一个十分明确观念：“厂子乱，生产不能乱。三个主要主产车间的生产千万不能乱，必须稳定。”他通过摸?，听取了包括靠边站一些老车间主任和生产技术管理干部的意见后，决定由周棠森担任烧成车间工艺技术员，同时任命徐汉龙任制成车间技术员、我任原料车间技术员，他再三强调，要让他们在生产技术上有职有权，技术问题上说了算，就这样，1970年周棠森带着运动造成的创伤，毫无怨言来到烧成车间。他每天都是身穿工作服、带着防尘帽，戴着看火镜到窑头看火，与看火师傅们同守看火岗位，一般每天都工作在10小时以上。他虚心向工人请教，将煅烧理论与窑的状况结合起来，研究、总结、指导煅烧操作。每天早上主持烧成、化验室值班人员碰头研究会，总结昨天情况，通报煤、料的情况，找出问题，研究措施，有力保证了窑的安全运行和稳产优质，确保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在大窑检修期间， 老周忙的不可开交，和工人在一起打窑皮、打砖，镶砖……，实际上他比工人还要辛苦，为缩短停检修时间，在窑内温度还很高时，他就要进窑查看，决定打多少米窑皮，决定换多少米砖；还要负责检查、验收镶砖质量。窑的检修是要分秒必争连轴转的，他24小时干在现场、吃在现场、小息在现场；开窑点火时，他还要盯在窑头……，老周以身作则带头干，是现场不可或缺的、工人信服的指挥员，是车间主任得力助手。他没有辜负杨厂长的期望，在他任技术员任内，窑的运转率上升了、台时产量上去了、稳定了、熟料强度稳定了。1970年运转率上升至72％。在1971～1977年的7年中，运转率不低于80％，大部分在85％-93％区间，最高达94.4％；台时产量长年稳定在26.5吨/小时，熟料强度稳定处于全国的上游水平，窑的安全运转曾创造过全国最高记录。

 

    老周在烧成车间工作时期，我厂自行安装的四号窑（即国产华新型窑）1977年建成，他积极配合调试、参加试生产，在该窑正式投入生产后，又倾注全力负责达产达标工作，他主持厂技术部门和车间成立的攻关组的工作，对新的窑型和箆冷机（在我厂第一次采用）进行摸索、实践、总结，经过不断努力，在投产后的3年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均达标。来之不易的的成绩，应该说老周是起了较大作用、有突出贡献的人物。

 

    周棠森取得的成绩，也不是一句“苦干、实干”所能概括的。他有较强的工艺技术的理论基础和专业造诣，在科研、技改（技措）方面也是有作为的。如他曾开展对“不同颗粒组成对水泥性能的影响”的研究，并发表了在业界有较大反响的论文，针对如何通过合理改善颗粒级配，探讨了提高产品质量和节约能耗的有效途径；在回转窑方面的技改、技措、采用新材料都倾注了他的大量的心血。1977年采用窑中喂灰，1979年使用镁砖和磷酸盐砖，与?材研究院在1981年共同研制成功并镶砌粉煤灰陶粒砖和页岩陶粒砖（隔热），直接主持或参与了链条改挂和采用耐热钢链条等技措项目，还有与王贵武等共同解决了对环境有巨大影响的煤磨冒黑烟问题。

 

    他一生中，特别是在1978年~1984年担任生产副厂长期间，为耀水发展更是含辛茹苦、披荆斩棘地工作，为创造耀水的辉煌（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在拨乱反正的改革初期，又不愧为企业改革的探索者。

 

    周棠森于1978年被任命为生产副厂长，是文革后最早提拔的厂级干部，主管全厂生产和技术。他的身份发生180度转变，由文革的“臭老九”，一跃而为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他告诫自己决不可辜负党的期望，风尘仆仆、马不停蹄地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他以科学管理开路，着力恢复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确保有章可循，使生产稳步向前。他在就任副厂长前夕，受柴根发副厂长（代厂长）之托，负责全厂经济责任制考核。他领导考核小组成员认真调查历史资料，在摸清情况基础上，根据车间（部门）的特点，落实各自的经济责任，确定考核指标，根据生产车间各自特点，确定考核项，如产量、质量、定额（技术经济指标、消耗）、安全等，部门则是按工作任务定量化，对重大人身、重大设备、重大质量事故一票否决。总之，厂子的奖金是按生产、工作任务好坏来分配，再不是“平均主义”或“领导拍脑袋”来决定了。老周对推广分配制度改革起到重要作用。他大刀阔斧又更精确完善、推行这种激励广大职工的改革是有效的。1983年生产水泥92万吨，突破了设计定额，为1984年增产10万吨P.O525水泥艰巨任务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他在担任副厂长后，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深入现场、与干部工人共甘苦的工作作风。他深入调查研究，听取意见，而且还以身作则与工人共劳动。在矿山峒室爆破洞子里、窑头磨头、设备检修现场都有他的身影……他太累了，人们心疼地劝他“要注意休息啊”，他总是笑而不答，而积劳成疾，由肝炎转化为肝硬化。他仍不听劝说，坚持着工作。在1984年初确难以坚持工作了，领导硬安排他到西安住院。我当时代行他的工作，他还关注厂的生产。

 

    有一次我到医院看望他，看着他瘦弱的病体，我难受得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他却平静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的说：“你管生产累了吧！老包啊！要吸取我的教训，要干，但不要死干，千万要注意身体啊！”但天妒英才，不久我所敬重的亦师亦友的周棠森不幸与世长逝了。

 

    当时柴根发厂长痛心疾首地说：“他是水泥界的蒋筑英啊！他是累死的啊！”确实，他的逝世，在业界失去了一个有作为的专家，在厂子失去了一个精英，一个好领导，而对我来说却是痛失了一个敬重的老师，一个共同战斗的挚友。直到现在，我与同事们还经常谈起老周，他的一切仍历历如在眼前，真是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