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期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常态，描述经济增长趋势的词汇也在不断变幻。先是“减速”出现，宣告两位数增长的时代过去了；继而是“断崖式”登场，被用来刻画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再加上标题党的修饰与渲染，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昨天说“有专家说中国不会陷入"断崖式"下跌”，今天又说“有专家说中国可能陷入"断崖式"下跌”。不管最终会不会陷入，“断崖式”概念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似乎中国经济已经与“断崖式”脱不了干系。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需要研究到底什么是“断崖式”下跌。 

 

 

  两种“断崖式”下跌的实质差别不在于短期会不会发生急剧减速，而是看减速后是否反弹回升。 

 

  自然界的断崖，许多人可能都见过甚至爬过、攀过。但经济领域的断崖，许多人可能只听过这个概念，未必切身经历过。经济现实中，“断崖式”下跌也并非一个全然凭空臆造的词汇，而是确实在不少经济体曾经出现过这种现象。进一步来看，即便是断崖，此断崖与彼断崖也未必相同。有些“断崖式”下跌仅仅是短期的剧烈波动，急剧下跌之后还将反弹，虽然不一定能够回升至原有水平。有些“断崖式”下跌则可能导致长期趋势性减速，急剧下跌之后将较长时间保持在低位。两种“断崖式”下跌的实质差别不在于短期会不会发生急剧减速，而是看减速后是否反弹回升。 

 

  短暂的“断崖式”下跌实际上经常在世界各国发生，许多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出现急剧下降，比如我国1967年的急剧下跌、日本1970年的急剧下跌、我国台湾1974年的急剧下跌等。各国普遍性发生短暂的“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也曾经出现过，比如1973—1975年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下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急剧增长速度下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许多国家在2009年出现的急剧下跌等。短暂的“断崖式”下跌，一般会在采取宏观调控或发展改革措施之后反弹。 

 

  造成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虽然没有短暂的“断崖式”下跌那么常见，但在现实经济中也曾多次出现。从全球范围来看，包括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以及我国台湾等经济体，在高增长之后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即“台阶式”减速。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断崖式”下跌之后，原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就一去不复返了。因此，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短暂的“断崖式”下跌，而是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 

 

 

  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要么源自巨大外部冲击，要么来自内部急剧变化或动荡，要么源自重大政策失误。 

 

  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出现的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基本上是在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后。其中，大部分只经历了一次“断崖式”下跌，比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等在1973—1975年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下出现的“断崖式”下跌。这次集体性的“断崖式”下跌，基本上是外部冲击与各国内部因素叠加的结果。德国经历了两次“断崖式”下跌，其中一次是在石油危机冲击下出现的，一次是在两德合并后出现的。前者与其他西欧经济体别无二致，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是两德合并的代价，或者两德合并导致统计数据不连续所致。总体而言，欧洲国家的“断崖式”下跌基本上是外部冲击或内部剧变带来的结果。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发生在东亚地区的“断崖式”下跌——邻国日本和我国台湾。日本也经历了两次“断崖式”下跌，第一次先于石油危机冲击，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在日本“国民收入倍增”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1967年日本出现了史无前例的12.7%的增长率，由于通货膨胀、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随之而来，于是日本出现了反增长的强烈呼声——“让GDP去见鬼吧”，正如我们前几年的“GDP万恶之源说”等去GDP言论一样。而当时也正好是日本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韩国和我国台湾所替代。需要说明的是，当日本经济在1970年出现接近14个百分点的“断崖式”下跌之后，“让GDP见鬼去”的声音便从此销声匿迹了，重新实现经济增长的主张得到广泛拥护。实际上，当环境污染等问题真正引起重视、反对经济增长的声音出现之时，高速增长已经接近尾声了。日本第二次“断崖式”下跌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广场协议、日元急剧升值之后。为了阻止短期出口下滑，日本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导致了1991—1992年的第二次“台阶式”下跌。可以说，日本两次“断崖式”下跌，并非西欧式的外部冲击，而是国内重大政策失误所致。 

 

  我国台湾的“断崖式”下跌更加特别。台湾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发生在1988年，对应的是台湾开放党禁报禁、领导人更替、推行急剧民主化的历史背景。发生于1988年5月20日的“1988年台湾农民运动”（又称520事件、520农民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农民社会群众运动，也是台湾解严后首次爆发激烈警民冲突的社会群众运动，从此标志着台湾社会动荡开始。这时候许多台湾人关心的不是搞建设而是“闹革命”。1988年台湾出现了高达12个百分点的“断崖式”下跌，从此台湾的高增长时期彻底结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急剧民主化导致了台湾的“断崖式”下跌。 

 

  可见，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要么源自巨大外部冲击，要么来自内部急剧变化或动荡，要么源自重大政策失误。这也意味着，如果不搞急剧民主化，没有发生内乱，没有重大政策失误，以及重大外部冲击，一般不会发生“断崖式”下跌。 

 

 

  我国虽然能源净进口对外依赖度较高，工业比重较高但并不明显过高，而出口比重并非较高而是较低。因此，我国出现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可能性并不大。 

 

  正如“断崖式”下跌存在两种情形一样，关于中国出现“断崖式”下跌的讨论实际上也存在两种含义。有些学者说中国并不排除或有可能陷入“断崖式”下跌，更多是指短期内的急剧下跌。另外一些学者说中国不会陷入“断崖式”下跌，更多是说长期的“断崖式”下跌，是就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而言，虽然减速不可避免，但一般不会呈现“台阶式”减速。 

 

  我们认为，正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曾经导致我国出现不太典型的短暂“断崖式”下跌一样，如果再发生比较大的内部结构变化或外部冲击，我国仍然有可能出现短暂的“断崖式”下跌。对此，我们一定要努力避免，但如果不幸发生，也不必惊慌失措，只要及时采取强有力的危机管理或调控措施，经济增长率随后一般都会反弹。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造成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 

 

  我们的研究表明，发生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即“台阶式”减速的经济体，大部分是工业比重较高、出口比重较高和对能源净进口依赖较高的“三高”型国家。由于对外依存度比较高，就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比如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发生了明显的“台阶式”减速。这也意味着，如果工业比例不高、出口率不高、对外部能源的净依存度不高，那么陷入“断崖式”下跌的可能性就不大。 

 

  从我国情况来看，虽然能源净依存度比较高，但工业比例和出口率相对稳定且并不算高。我国工业比例长期变化趋势与东亚主要国家基本一致，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比较接近。我国工业比例在1980年和2006年两次出现峰值（48%和47.9%），与德国（48.1%，1970年）、智利（49.3%，1974年）、阿根廷（50.9%，1976年）、波兰（50.1%，1990年）、马来西亚（49.7%，2005年）等国比较接近。虽然属于世界较高水平，但我国仍然处于各国工业比例峰值正常区间范围之内，接近上限但并未超过上限成为奇异值，可以说虽然较高但还得不出明显偏高的结论。 

 

  我国出口率虽然在2004—2008年之间曾经短暂上升，但在此前与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长期低于世界总体和各国平均水平，低于东亚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5个百分点，属于世界上较低的二分之一国家。即使创纪录的2006年，我国出口率也与韩国（39.7%）相当，明显低于马来西亚（116.6%）、泰国（73.7%）、越南（73.6%）、蒙古（59.4%）、菲律宾（46.6%）等东亚国家，比利时（80.8%）、爱尔兰（78.9%）、匈牙利（77.7%）、荷兰（72.8%）、保加利亚（61.2%）、奥地利（56.4%）、瑞士（52.5%）、丹麦（52.1%）、德国（45.5%）等欧洲国家，以及智利和以色列等，更不用说土库曼、阿联酋、沙特等中东、中亚产油国。从统计数据角度来看，得不出我国出口比例较高的结论。 

 

  可见，我国虽然能源净进口对外依赖度较高，工业比重较高但并不明显过高，而出口比重并非较高而是较低。因此，我国出现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可能性并不大。从另一视角来看，由于我国存在传统的城乡和新兴的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双重二元结构”，理论上经济增长具有“多速非同步”特征，经济增长动力有可能呈现此起彼伏的接力状态，从而使我国在高增长之后的减速过程更有可能像英国、美国、韩国的“波浪式”减速，而非日本、德国、法国和我国台湾等经历的“台阶式”减速。通俗点说，就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像日本和我国台湾那样没有战略纵深，没有回旋余地），区域发展不平衡，差距比较大，中西部地区在拖后退——经济上升时拖住不让上得太快，经济下行时拖住不让下得太快，虽然在大干快上的年头经常被埋怨，但是发生“波浪式”而非“台阶式”减速的可能性更大些。 

 

  由此可见，虽然我国发生短暂“断崖式”下跌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发生导致长期减速的“断崖式”下跌，即“台阶式”减速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无论哪种“断崖式”下跌，都有可能造成比较大的不利影响甚至破坏，需要我们努力加以避免。这也正是当前高度重视经济下行压力，坚定不移稳增长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