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新阶段，正在发生如下九个方面的经济变局。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定位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在运用“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外需不行了就拉动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拉动消费。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只是经济低迷或经济危机等特殊时期抚平经济波动的手段，并非平常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长期依赖它们会有巨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只能来自于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正好对应着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改革、转型、创新，它们才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健康、可持续的动力。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推进全面改革、结构转型、创新驱动，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经济一直是主体力量，但2001年至2013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年均实际增长10.6%；2013年三产占比达到了46.1%，首次超过二产占比的43.9%，2014年三产占比达到48.2%；2015年上半年三产占比进一步提升到49.5%，服务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悄然到来。预计到2020年三产占比可达55%以上。

 

    服务经济比重的提升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如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就业压力减轻、能耗水平下降、生活品质提高等。

 

 

    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应用领域也有不错的表现。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7.3亿人，较上年增长11.8%，市场规模达13437.7亿元，增长183.8%。

 

    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讯、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一些传统行业若不与移动互联网连接起来，很快就会为大多数消费者所抛弃。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较2010年的49.95%提高了1.32个百分点，首次超过50%，城镇人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14年城镇化率提升到54.77%。

 

    虽然目前还有一部分城镇人口属于没有解决户口的“半城镇化”，但其实际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镇化。而且，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随着城乡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和交通沿线农村已基本城镇化了，即大致享有与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是明证。

 

    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

 

    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1990年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至2010年人口红利逐步提升，2010年抚养比下降到34.2%最低值、人口红利上升到峰值；其后人口红利逐渐衰减，预计2030年前后衰减为零并随即转变到人口负债期；而后负债率逐步走高，2050年抚养比将达到62%左右，负债率也将创出新高。

 

    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中国15岁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即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1%，较2011年继续下降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经出现。

 

 

    改革开放前期，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故自“十一五”开始我们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

 

    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雾霾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行动计划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可以说，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可能达到峰值。

 

 

    改革开放来，“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人才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等各种成本全面上升，这对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改革开放前期，针对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平均主义盛行的现实，我们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等，实际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时的效率诉求更为强大。但当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后，虽然效率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公平问题已变得更为突出了，公平诉求更为强大了。

 

    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47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高点0.491，此后逐年有所回落，2010年为0.481,2013年为0.473。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于0.4的警戒线。因此，近年来我们开始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对国有企业高管限薪、开展精准扶贫等，以满足公平诉求。但解决公平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以上九大经济变局蕴含着很丰富的内容，需要我国在认清的前提下，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力争抓住其中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开创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