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22年，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2015年12月，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继续处于亏损状态。煤炭行业亏损面超过了80%，钢铁行业亏损面也达到了47.5%，煤炭价格跌成了白菜价，大中型钢铁企业的主营业务亏损则高达720亿元。

 

    与此同时，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进一步拉低了国企的利润总额。2015年1-10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8806.6亿元，同比下降9.8%。其中，中央企业13530.7亿元，同比下降11.3%；地方国有企业5275.9亿元，同比下降6%。

 

    更让人担心的是，国有企业在利润下降的同时，财务费用却在不断上涨，国有企业加杠杆现象非常严重：1-10月，国有企业财务费用同比增长了9.5%。其中，中央企业增长了9.4%，地方国有企业增长了9.7%。高杠杆所带来的高风险正极大地影响着这些国企所在行业的稳定性。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如何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这一讨论了很多年的问题开始面临新的挑战，而挑战的核心则是供给侧的改革。按照供给学派对于供给侧改革的解释，“不是促进消费增加了需求，而是供给创造了需求。”如今，国企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问题，这本质上都属于供给侧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在火热的供给侧改革讨论中，国企改革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正成为共识，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就表示，“国企改革才是货真价实的供给侧改革，如果我们大讲供给侧改革，而不去推动国企改革，或者我们回避国企改革去讲供给侧改革，可能会不得要领。”

 

    由此，现实问题和改革家的研究成果，都将117万亿国有资产推向供给制改革的大考之中，这将是国企改革在2016年面临的新挑战。

 

 

    按照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的分析，“2015年是国企改革年，2016年是供给侧改革年。供给侧改革要和国企改革结合起来，以供给侧改革为主体。一手抓产权为主的国企改革，一手抓供给侧改革为主的结构改革。”

 

    事实上，2015年的国企改革，与即将到来的2016年的国企供给侧改革，在战略上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可以说，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连同随后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等多个文件奠定了2016年国企改革大幕的制度基础。

 

    2015年11月4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一》），提出了对国资管理体制的总体要求，即“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真正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新形势和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意见一》在基本原则方面强调“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以管资本为主，以资本为纽带，以产权为基础，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

 

    同时，在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国有资产监管重点，即“加强战略规划引领，改进对监管企业主业界定和投资并购的管理方式，遵循市场机制，规范调整存量，科学配置增量，加快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

 

    不难看出，所有上述规定，都与供给侧的改革密切相关，为国企接下来的供给侧改革进行了战略上的铺垫，甚至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的路径也被进行了明示，即“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等方式，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

 

    不仅如此，国企改革的战略设计者深刻认识到了，本次的国企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它将不同于17年前由纺织行业产能过剩所引发的那场“腾笼换鸟”式的去产能运动，不同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通过4万亿来刺激消费端的那场改革，而是要在供给端有“破”有“立”。

 

    但是，破立之间，难免会滋生腐败。所以，如果说《意见一》是对国企改革所下的一味大补之药的话，那么，如何抑制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成为了本次国企改革政策药方中的“泻药”，一补一泄，达到平衡。

 

    由此，接下来的1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二》）发布，针对一些国有企业逐渐暴露出管理不规范、内部人控制严重、企业领导人员权力缺乏制约、腐败案件多有发生等问题，设计了包括完善国资机构监管，外派董事会监督囊括任中审计和跟踪审计的国企审计监督体系，以及纪检监察和外部监督的外部监督体系。

 

    《意见二》同时在内部监督上强调“健全国有企业规划投资、改制重组、产权管理、财务评价、业绩考核、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规范国有资本运作、防止流失的制度”，在外部监督上强调“严肃查办发生在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产权交易、投资并购、物资采购、招标投标以及国际化经营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案件”。显然，这些都与供给侧改革的各个环节密切相关。

 

    比如李锦就表示，“以管资本为主组建的投资运营公司是结构问题，以行业为主成立投资运营公司，投资运营公司的主要任务是三个一批：重组一批、清退一批、增加一批。垄断行业改革主要是指资源性行业，资源性行业主要都是国企，其中很多是产能过剩和亏损的。将来这些国企要放下包袱，把门打开，让民营企业进来。”

 

    但是，在供给侧，到底要重组哪些，清退哪些，增加哪些，如何调整，如何定价，如何交易都会涉及很多问题。这恰恰又与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一脉相承，可以说，22号文以及后来国务院发的《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里面都讲到了要在电力、电信、民航、军工、石化等领域，大概六七个领域，推出一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示范，而这些试点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企改革，如何用“管资本”的方式来优化供给端。

 

 

    2015年12月4日，国资委网站发布《关于做好中央企业2015年投资完成情况和2016年投资计划报送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大中央企业于2016年1月31日前，将2015年投资完成情况及2016年投资计划情况的报告（包括“投资分析报告”和“投资报表”）以纸质文件（一式三份）形式报送国资委（规划发展局），同时完成在线填报工作。

 

    通知同时表示，这是根据《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16号）要求进行的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央企业投资情况，而知情人士则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意味着央企启动供给侧改革的摸底正在启动。”

 

    一方面是摸底，另一方面则是在产能过剩领域的战略重组开始做出示范性案例。

 

    2015年12月8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与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实施战略重组，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并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子企业。

 

    “这一重组案例，虽然立足于打造世界一流金属与矿产企业集团，将充分发挥双方在金属矿产资源领域的协同与集合效应，提升在国际金属矿产资源领域的资本实力与竞争能力，为国家金属矿产资源安全提供保障，但与此同时，它解决的也是我国大型央企在钢铁、稀土等冶金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减少消耗，促进协同，同时进一步提高投资的效益和质量。”冶金领域的专家告诉记者。

 

    的确，此轮去产能的主要对象是重工业，包括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这首当其冲的8大行业。

 

    数据显示，2013年，水泥、粗钢、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5.7%、72%、71%、73.5%和65.7%。截至2015年7月，水泥、粗钢、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业的设备利用率更低，分别达到73%、72%、72%、68%和50%。从2012年3月起至2015年8月，我国PPI已经连续42个月为负，2015年1月至8月，PPI下降幅度逐渐增大，从4.32%增加到5.92%。

 

    从行业利润来看，2015年第一季度，钢铁行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6%，水泥行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67.6%，平板玻璃行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6.6%。而在煤炭行业，2015年上半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66.8%。

 

    显然，这已经不是刺激消费能够解决的问题，唯一的路径就靠在供给侧的改革中去产能，同时提升高端产能的占比。

 

    事实上，早在2015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李东生就曾向记者表示，“家电行业早在两年以前就出现了兼并重组的需要，通过兼并重组减少过剩产能，同时强化创新效率正成为家电行业面临的重大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却因为各种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被一再搁置，如果再拖一两年，这些资产的价值会进一步缩水，甚至不值一文。”

 

    不仅如此，公开消息显示，钢铁、有色、船舶、工程机械、汽车，包括风电、光伏等领域，任何一个领域的投资失控都与国企对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失灵有关，而“去”这些产能，往往又会牵涉一系列的失业、税收和政绩问题。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国企的去留和去产能问题上仍然有很大的权力，在现有的地方政府的业绩导向之下，单纯依靠地方政府对经济全局发展的觉悟去解决国企的去留问题是很难实现的。这同时也意味着，供给端改革也好，国企改革也好，将绝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它还需要对政府考核机制的重新设置，来真正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而在“去产能”的具体路径上，如何改变国企供给体系中“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如何将生产过剩的中低产品的产能转移出去，再次创造价值，也是本次“去产能”过程中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

 

    中国金融行业法律问题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李爱君教授告诉记者，“在这方面，融资租赁或可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外，很多高附加值的制造企业，本身并不会通过购买的方式来引进机器设备，而是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因为融资租赁一方面可以极大地帮助企业在财务费用上去杠杆，另一方面，更可以产能落后之后很好地向其他地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