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窄阴暗的楼道，水泥台阶的边缘在岁月的磨砺中已经残缺不平，暴露了这座楼房的楼龄——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至今已然三十多年。赵瑞春，曾经的厂级干部，现在还住在这里，显示了他的清廉和坚守。“是啊，其他的厂级干部都搬到西安了，”说起这个话题，赵瑞春的语调里透着几分苦涩，几分无奈。没有在这个话题过多的盘桓，他就切入了采访的正题：“我的老家是辽宁黑山县，小时候，因生活困难，全家从黑山搬到北镇县，那还是解放前。”赵瑞春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说得一板一眼，不紧不慢，正好是便于采访者记录的节奏：“我的父母并不保守，送我上私塾，我记得那时坐在大炕上念三字经、百家姓。1949年解放，继续上小学，毕业后到阜新县中学学习三年，考上了沈阳建筑材料工业学校。”

 

    开明的父母使赵瑞春的命运因教育而得到了跃迁，从此他和建材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年毕业后，他分到了北京琉璃河水泥厂学校教书，一年后，被调到耀县水泥厂筹建处，那时叫“西安水泥厂”。他的人生旅途开始了在黄土高原的跋涉并定格在这片黄天厚土之上了。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是《千字文》的第一句，他曾在私塾背诵过，但几岁的孩童当然对其意懵懂不知。天是青黑色的，地是黄色的，宇宙形成于混沌蒙昧的状态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为什么说地是黄的，而不是黑的？他的出生地东北，就是黑土地。他找了些资料，对这片将和他相依为命的土地有了初步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黄河流域的文化。黄河是母亲河，从昆仑山（约古宗列盆地）发源，汇集于星宿海，过矶石山，经九曲十八弯，从西北高原流淌下来，同时带下来黄土形成了冲击性平原。那水的颜色是黄的、土的颜色也是黄的，农作物黍、稷都是黄的，所以说地黄。耀县地处鄂尔多斯地台与渭河地台之间，具有高品位石灰石资源，更有取之不尽的黏土和丰富的煤炭资源。西铜铁路从境内穿过，可以直达陇海线，陕西又处于我国中心，辐射全国各地，具有巨大的依托作用。

 

    “亚州一号”的庞大计划正雄心勃勃地在黄土地上实施。待赵瑞春来到耀县，才知道筹建处确是名副其实，一切尚在筹划而没有落实，他们这第一批建设者们，连起码的居住条件也没有。他被临时安排在火车站的机车库里住，同行者有的住民房，有的住窑洞。筹建处分为人事、材料、设备供应三个处，赵瑞春分到了供应处。耀县厂三台3.6/3.3/3.6×150米的窑筒体，就放在用铁丝网围住的厂区内，有公安处的战士持枪守卫，这使得“亚洲一号”多了些神秘色彩。在国家制定的“一五”计划中，大同、昆明、江油、永登、耀县等几家水泥湿法生产线列在156个重点项目之中，采用的均为前东德的设备。这是一条倾举国之力的“威权主义发展方式”的经济路线，近年来，经济学家对这条路线重新做了梳理和解读，但在当时，是被奉为圭臬而崇拜、执行的。当然这些不属于赵瑞春他们考虑的范畴。耀县厂三条生产线，设备规模、年生产能力（69万吨水泥）均居首位，是不折不扣的“亚洲一号”，这些元素都是触发赵瑞春自豪感与兴奋点的引信，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引发的负面情绪就在这样的感觉中消散了。人和设备正陆续到来，空旷的厂区一天比一天热闹。

 

    1959年，土建施工完成，家属宿舍也盖起来了。赵瑞春调入生产准备科。1961年初，三号窑设备安装完毕，准备试生产。同时二号窑、一号窑也在建设中，这种边建设边生产的施工方式，可以节省时间，加快节奏，但也容易造成某些工程环节不到位的隐患，但一切不和谐的因素都淹没、消弭于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了，至1962年底，三台窑都开始了正式生产，经过一年的调试，1963年全部达产达标。生产出来的42.5号水泥专供三线建设。在三条生产线的建设中，赵瑞春一直以技术员的身份历经磨练与锤炼，有焦虑、劳累、痛苦和烦恼，更有收获、成果、思考和升华。社会的跌宕，厂区的变化，职位的升迁，学习的困惑，都尽在其中。他的“历史”在悄然改写并被再度辨识。厂领导对他的使用是“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耳，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

 

    随着工程进度的变化，赵瑞春的角色也不断在生产者和管理者之间切换，他由生产准备科调到了生产科，又从生产科调到了机动科，专司设备制造、供应、维修包括大、小修的施工管理工作，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成为了一名的“全能型”干部，符合了一个合格的水泥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特质与品性，他的思维也日渐广阔与深刻。

 

    未几年，他由生产调度提升为车间副主任，原来的钳二班班长升为调度，二班班长空缺。二班何人可堪一用？他看中了苏盛柱。老苏是复转军人，论人品、能力自然没得挑，但老苏顾虑二班十几个工种，技术要求太高，无法胜任。几番相劝不成，赵瑞春着急了：那就投票选举吧！选举的结果还是苏盛柱。苏盛柱没有辜负赵主任的期望，钳二班在他的带领下，生龙活虎，团结一致，月月超额完成任务。那个年代从未有过“民选干部”，赵瑞春可谓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敢开风气之先。

 

    耀县水泥厂从建设阶段平稳过渡到生产阶段，三座高耸入云的烟囱，三台缓慢旋转的回转窑，挺拔的圆筒仓，壮观的联合储库，还有隆隆作响的磨机，架空索道上穿梭往复的料斗，无一不在显示“亚洲一号”的雄姿与力量。即使在暴雨骤降之时，也没有一刻的停歇。即便如此，厂门口每天那长龙般的待装水泥的车辆，还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道标识。水泥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无论干什么，缺了它都不行。

 

    时间如白驹过隙，已经来到了七十年代。对于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赵瑞春作壁上观，从不参加什么派别。他恪守着做人的底线：好好干活就是拥护党。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最令他刻骨铭心、无法忘怀的是四号窑工程了。

 

    1972年，为提高水泥年产量，经厂领导研究决定，一个大胆的设想横空出世：筹建四号窑。说其大胆，并非是因为全部采用国产设备的巨大风险，也并非是面临从资金到安装到施工到生产的无数困难，而是因为决定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做出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因素干扰，1967年全厂水泥产量从64.5万吨下跌至28.4万吨，1968年，仅生产水泥17万吨，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之下，一顶“用生产压革命”的帽子，就足以让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这个与国家五年计划有着思想上的传承、与当时的形势完全对立的决策，其中的逻辑关系怎样搭建，论证过程如何完成，由于当事人大多离世，似已无从知晓，赵瑞春只记得，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然而，设备运来，却迟迟没有安装，原因是安装公司要价太高，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反正，一年多的时间里，窑筒体、托轮等部件横七竖八地躺在荒地草丛中，像乱葬岗子遗弃的骨骸，风吹日晒，霜降雨淋，蒙尘藏垢，锈迹斑斑。

 

    四号窑何时才能安装？

 

    在一次中层干部会上，时任党委书记兼厂长的杨治政提出，能不能自己安装四号窑？一句话，仿佛点燃了耀水人心中的火焰，机修车间工人杨恕海向厂党委写公开信,“把战斗任务交给我们吧”, 从此, 揭开了耀县厂自力更生安装四号窑的序幕。机修车间成立了4号窑安装指挥部，党有智任总指挥，赵瑞春任副总指挥，下设安装大队、工程安装组、宣传组、后勤保障组。扩建4号窑说起来是一句话，可干起来困难重重，要解决好一边生产一边安装的矛盾，拖运、吊装、焊接的困难，还有生产与扩建场地衔接的难题……

 

    具体的筹建任务落在了赵瑞春的肩头。之所以敢接手这项工作，是因为他心里头有一本账：机修车间的工人大部分参加过建厂时的设备安装，宋兴虎的焊接技术还受到德国专家的称赞；磨机安装交给经验丰富的宋长有，还有，每年的设备大修都是机修车间承担，什么样的难活没干过？四号窑工程最关键的是窑体安装，安装上了窑体，任务就完成了一大半，建厂时的三座窑都是经他手安装的，所以，他有底气，有信心。这困难，那困难，最大的困难还是资金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赵瑞春在思考中发现，人们都易在特定的现实中，遵循特定的思维范式，被特定的程序系统操控。即便不喜欢，大多数人也不会去诉求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前人在塑造着后人。现在需要的，是重新切回到自我的视角，找回符合现实的精神依托，催生个体的主动行为。

 

    赵瑞春上学的时候，看到同学穿新衣服，有零花钱，从不开口找父母要。他知道，父母供他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现在，在物是人非的恍惚中，同样的感觉又回来了，国家，就是母亲的同义词啊！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尚没有改观，依然处在一穷二白的阶段，一切都要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决不能和厂里讲任何条件，只要完成任务，就没有掉链子，就没有辜负领导的信任，就称得上“水泥工作者”的称号。他找到了久违的真诚与真实，怀着同样的“不给母亲添麻烦”的心情担当起四号窑工程的领导职责。

 

    为贯彻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他决定除大部件外，能自己制造的，尽量自己解决。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四号窑的粮草库是机修车间。扩大了车间面积，原有的三吨吊车更新为五至七吨的吊车，有了大厂房大吊车，赵瑞春松了一口气，75%的窑配件都可以加工制造了。此时的赵瑞春，是一身兼二任，边负责四号窑的建设，边负责机修车间的扩建。

 

    为了加工托轮，定制了2.5米立车，后又增加了5米的立车，并自制了镗床、刨床、滚齿床、2.0、3.0车床等，中小型配件的毛坯、成品均可以加工制作，大的配件如大牙轮，小的配件如窑用铆钉，都不在话下。这里又是一句古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当然，指望一蹴而就解决全部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由于经验不足，他们也遇到过困难、挫折。譬如，窑大牙轮的毛坯没有回火就加工为成品，导致变形。通过这个事故，他才对热处理的四种工艺：退火、正火、回火、淬火，有了深刻的领悟：淬火后的钢件一般不能直接使用，因为淬火钢的硬度高、脆性大，直接使用常发生脆断。通过回火可以消除或减少内应力、降低脆性，提高韧性，使工件在使用中不发生组织改变，保证工件的形状、尺寸不变。接受了这个教训，以后，所有的钢配件加工前回火成为必需的一道工序。

 

    大牙轮的整形，他也是边干边摸索，一点点地找出规律，找到方法。先是根据系数，算出胀缩数据，通过几次加热，达到合适尺寸，再行冷却，经三次测定变形量，均小于一个毫米，才算成功。整形需要一周的时间。

 

    四号窑的安装更成为当时语境下的一个奇观。四号窑工地在三号窑旁边，每天，一边是喷吐着烟尘的回转窑，轰鸣的磨机；一边是上百人嗨哟、嗨哟的劳动号子，此起彼落的指挥吊车的哨子声。夜晚，生产线与工地的灯光交相辉映，上下呼应，一边是繁星点点，一边是溢彩流光。生产与扩建，诸工种交叉作业，给施工调度带来意想不到的难度。在四号窑安装现场，看不到结构庞大、机构复杂且充满现代化魅力的门座起重机或桥式起重机，甚至连一台电控机构的升降机也没有，看到的仅是“蚂蚁搬家”的场景：窑体运输采用卷扬机牵引拖排滑移递送的方法，这种方法需要设计一只钢拖排，放置在多根Φ200厘米的钢管上，前面用一台牵引卷扬机拉动拖排，每前进一步，最后的那根钢管就脱离了拖排，几个工人赶紧将沉重的钢管抬到拖排前，如此周而复始，将筒体一点点、一寸寸地运到目的地。 每件筒体几十吨重，从火车站台运到安装现场，有一公里路远，途中还要经过原料车间和化验室两个90°大弯。拐弯不同于直走，需多个卷扬机从不同方向拖动，甚至用人绞的绞磨生拉硬拖，拖排下的钢管要铺成扇形，才能转过。

 

    窑体吊装是4号窑扩建工程的关键，此关过不去，后面的活就无法接续。厂里借来大同水泥厂自制的龙门吊，粗重的四根立柱和横梁，都是工人用绞磨和拔杆，将大型龙门吊安装起来，吊车的安装位置至关重要，这是技术活，又是力气活。指挥窑体吊装，更来不得丝毫马虎大意，否则，就会酿成大祸。需详细观察现场，考虑筒体的支撑点放在何处，切口在什么位置，都要一一确定好。为保证新筒体一次吊装到位，预留的尺寸必须准确，既不能太大，太大焊缝太宽，不仅延长焊接时间，更保证不了焊缝质量；也不能太小，太小筒体不容易吊上去，有可能卡在两节筒体中间。起重班班长吕永福负责窑主体安装，老起重工宋纪元师傅负责辅机安装，他们站在高台上，嘴上噙着铜哨，一手持红旗，一手持绿旗，巨大的窑体随着哨声前后左右地移动……

 

    窑体的安装，现在广泛采用激光经纬仪找正筒体，气体保护药芯焊丝自动焊接，而在当时，却是个非常棘手的“大活儿”，既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又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建厂之初，赵瑞春曾经历过三台窑的安装，他心里有数，手下有活，既是指挥者，也是施工者。筒体焊接找正，145米的窑长误差仅几个毫米，否则就得返工。找正的测量工具都是赵瑞春根据经验琢磨出来的，现画图现制作。铆、钳、电、焊四大工种是主力军，干完一天的工作量才能回家，很多工人干完已是午夜十一二点，累得饭不吃、澡不洗，回家倒头便睡。赵瑞春看着实在心疼，以后工地上安排了一顿饭，那就是工人的加班补助。

 

    焊接工作是三班倒，连续焊，焊接时要加热保温，焊接后还需用碳棒再保温；对焊接精度的要求一点也不能马虎，技术人员拿着放大镜检查焊点。他们同样是白天黑夜地跟在工人的后面连轴转。

 

    世界上真的有纯粹的人么？无论如何，起码在四号窑的工地上，赵瑞春是纯粹的，工友们是纯粹的。他们如同战场上的董存瑞、黄继光，早已置生死于不顾，只一门心思：完成任务。

 

    什么是纯粹？一言以蔽之，就是拥有一颗干净的心，世俗不是羁绊，名利不是约束，明白自己内心最需要追求的是什么。一群辛勤忙碌、吃苦耐劳的“ 工蚁”，围绕着体积巨大的待运设备，采用简易、简单、简陋的方法，凭着实干、苦干、巧干的劲头，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把吃苦耐劳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把对国对厂的耿耿忠心发挥到了极致，使人想起了小米步枪与飞机大炮的喻比，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已过去十多年，我们依旧需要战场上的精神去支撑、承担、应对一个个战役的严峻考验，这种精神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四号窑建设从1972年筹建，1974年正式安装，1976年9月点火试产，达标达产后年产量22万吨，全厂水泥年产量达到了90万吨。四年时间，近1500个日日夜夜，赵瑞春没时没晌地泡在工地，一个月一个月地不回家。家就在厂区对面的工人村，相距不过六七百米，骑车回趟家不过五分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是守在家门也不入。筒体吊装、焊接、找正，现场只有他一个技术员，也只有他负责；施工管理两肩挑，生产设备一肩扛。白天施工在现场，晚上绘图在车间。还有那台国产篦冷机，也让他耗尽了心血。

 

    昔日一切渐渐消逝，但关于四号窑的故事始终处于现在与过去的双重时态的转换之中，由一个个相互交错的情节层垒堆积而成。逐渐展开难以忘怀的历史场景，你会发现，文革中的四号窑工程之所以能够知难而进，砥砺前行，厂领导的决心、工友们的干劲、赵瑞春的坚持起了关键性作用。如果让故事的时间退回四十年前，重现当年场景，可以看到一条文革后期关于工业路线的独特光谱，与当时报纸、电台时兴的宣传口号恰成鲜明对比。赵瑞春自然没有想这么多，更无任何堪称远大或形而上的追求，他所能做的就是克勤克俭，行胜于言，事无巨细都要预料到，操心到。他只知道，完成四号窑工程，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正在失血的母亲的需要。所有后来的褒奖都是迟到的馈赠，仅是在提醒人们，在当时的处境下，做这样的事是有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四号窑工程是对有名无实的“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一个逆袭，既寄托了他们的个人情怀，也日渐成为耀水人的集体记忆。

 

    四号窑工程也是一个现代化的隐喻。它所折射的，是现代的工业文明对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切割与重组，从而昭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四号窑工程还是个载体，让耀水人压抑几年的对于劳动的激情，对于工厂的热爱，对于共和国苦难的思考，得到了一次彻底宣泄的机会。赵瑞春从中也得到启迪，或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升华。他有理由感到自豪，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他完成了任务，他和其他工友们的汗水连同心血，浇灌在四号窑上，浇灌在从熊熊窑口流淌出来的青灰色的料子中。

 

    无论如何，四号窑的建设在耀县水泥厂厂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永垂史册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在于：是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决策的；基本上是利用本厂资金和技术力量，在本厂人员的统筹管理之下兴建的；有力支援了当时的西北地区的建设，并重新夺回当时全国水泥年产量第一的桂冠。

 

    采访中初次见面的礼仪性渐渐消散，漫谈式的交流主导了谈话氛围，这更有利于获取被访者的一些细节。是的，有个细节笔者刚刚得知，指挥四号窑安装的赵瑞春，只有一个肾。

 

    一个肾？赵瑞春有些不太情愿地谈起了事情的缘起。

 

    话要从那个饥荒时期说起。1960年为解决职工的吃饭问题，厂里在照金办了个农场。赵瑞春正值年富力强之时，被派去“劳动锻炼”。一年后回厂，突发疟疾，冷，盖几床被子也不行，后吃了几片消炎片才算消停，但从此种下病根，成了感冒的伴侣，只要感冒便发作，但他也没太放在心上。把全部身心都用在事业上的人，一般都有这个共性，从不注意自己的存在状态，小至吃穿用行，仪表外貌；大至家庭、身体，以致小恙拖成大病。一次出差，他在火车上发现小便带血，这才到西安中心医院检查，化验结果是泌尿系统有问题，住院再查，是肾结核，需做手术摘除。赵瑞春万没有料到自己会得这么一个大病，他年轻时也算是个运动员，好打篮球，开运动会拿手的项目是五千米长跑。

 

    这肾病从何而来？大夫仔细研究了他的病情病源，得出结论：在农场劳动时常喝地坑里的脏水，感染了肺结核菌，结核菌落在肾上，导致了肾结核。分析的结果，还是工伤。但他没有将病作为和厂里讨价还价的理由，肾少了一个，活却不少干。虽然说肾本身具有代偿功能，但笔者宁愿相信，做人的标准，内心的信念，才是代偿功能的来源所在。

 

    1984年赵瑞春当上了主管设备的副厂长，他提出了“设备是基础”的理念，并持之以恒地贯彻在日常工作中。他经常说，水泥厂的生产线就是由设备组合的，从石灰石开采到水泥出厂，都是设备转出来的，如果设备三天两头出事故，水泥厂谈何正常生产？谈何经营？谈何效益？所以，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完善设备巡检责任制度，并制定了设备大、中修责任书、设备检修、试车档案等规章制度。每次检修，都要深入现场，不忽视任何一个环节。在试车过程中，他严格按照方案，指挥有序，精心安排，直至达到检修标准，才交给车间，而且随叫随到，“半夜出诊”是常有的事。他主管设备期间，1986年二号窑安全运转454天，创全国同类窑型最高水平，不但增产1.57万吨，还节约检修费用10万元。不能不说，这是他“设备是基础”理念的结晶。

 

    赵瑞春并不愿意过多地谈自己，清癯的面容有些严肃，也带着几分困惑，几分苦闷：也许，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以下的记录，是笔者通过采访他人，或从有关资料中撷取而得。在厂里，赵瑞春的“倔”是出了名的。所谓的倔，就是严于律己到了不讲情面的地步。他任副厂长期间，分管设备、生产、劳动人事、基建、武装保卫等工作。当时，妻子三班倒，二女儿在服务公司三产上班，他只需稍许动用点权力，让她俩调换工作岗位乃轻而易举之事，但他对“制度”的遵守到了执着、执拗的地步，尽管这些“制度”在大多数官员的心目里不过是标签化形式化的阐释。老伴临到退休还是三班倒，女儿还是在服务公司退的休。如此行事，难免要受家里人埋怨，他却坦然：宁让家人埋怨，也不能让员工埋怨。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给自己定了条规矩：洽谈工作请到办公室，家中概不接待。他嘱咐家人：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任何时候都不能收礼。他要求下属：文明做人，磊落做事，不吃请，不收礼，回扣要交公。在当今社会，这样的戒律，早被腐败之风吹到爪哇国里了，但他从不为之所惑，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犹如在文革中从不参与派性斗争一样。他是个有底线的人，他更是个心中有数的明白人，干净人。

 

    当干部三十年，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调动、分房、调资，但利用权力“打招呼”，是他最不屑于、不齿于干的事；厂领导上下班，按照规定是可以坐专车的，他从来不坐，无论严冬酷暑，刮风下雨，总是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梭在人流中。每年的设备大检修，是他最忙碌、最辛苦的时候，个把月见不着面，家里人早已司空见惯。而检修后的奖金，他这位总指挥却分文不取， 全都发给了一线检修人员。

 

    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物欲横流之世， 尚余几人许？

 

    1996年，赵瑞春到了退休年龄， 按照有关政策，他可以再干几年，但他说：还是给别人腾位子吧！老马不恋栈，准点退休了。一个漂亮的转身，一个完美的句号。

 

    一件件看似普通、平淡的事情，归拢到一起，却都像血液般地流淌在他八十二岁的生命里。

 

    赵瑞春的正派、正气、正直，耀水厂的员工有目共睹，首肯心折。他获得了多个荣誉称号：厂级先进、优秀党员、全国建材行业先进管理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获得国务院第一批政府特殊津贴。

 

    赵瑞春是幸运的，他得到了一个可以施展才能的舞台；但他的生命也有缺憾，如果单纯以价值评判，他的付出似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这是一种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家国命运的个人承担状态，宿命论的诠释亦失之穿凿，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时代的更加文明、开放。在与赵瑞春握手话别之时，笔者感到，他在岁月中积淀的睿智，在内心中永驻的善良，已经呈现、转化为一种波澜不惊的淡定，一种历经沧桑的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