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博士 伞锋
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用200多年的时间完成的,而且在高速工业化时期,工业化人口只有几千万。相比之下,我国工业化是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能源和原材料既定的供给和消费格局下,一个占世界总人口20%以上的发展中大国要完成工业化,必将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在这种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走一条能源和原材料低消耗、高产出、能循环、可持续、国际化的发展新路子。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综合考虑国内外情况做出的必然选择。
但是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看,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问题。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和依赖程度明显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高依赖度是中国工业化加速主导下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的结果。投资高速增长导致重工业超常规增长。由于重工业单位产出能耗和钢材消耗远大于轻工业,因此重工业快速增长必然会使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增加。
中国经济增长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高依赖度,固然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这种高依赖度同时也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没有脱离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即外延扩张型的工业化模式。如果我们仍然延续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既有模式,中国工业化将难以实现。即便能够实现,所支付的成本也将高得惊人。
1、如果我国延续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模式,21世纪头20年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高度依赖将难以避免
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历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单位GDP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呈"倒 U型"变动。在工业化初期,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工业占GDP的比重上升,商业能源逐步替代非商业能源,这些因素导致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费弹性和消费强度不断上升。但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减缓,商业能源成为主要能源带来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技术进步主导下的新材料广泛应用导致传统原材料的消耗不断下降,这一切都使得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费弹性(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应的能源或原材料增长率)系数逐渐减小。在工业化后期,弹性系数小于1,能源和原材料消费强度(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或原材料)下降。
我国从1953年开始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以来,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工业化进程。根据工业化的特征进行划分,从1953年到改革开放前,可以看作是工业化的奠基阶段或初始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资本密集型产业尽管有所发展,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始终占据主导,这可以看作是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从21世纪初开始,我国工业化开始进入资本密集型阶段,也就是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工业快速增长是其主要特征之一,预计这一阶段可能会持续到2020年前后。
2、如果我国继续片面追求第二产业的增长,要改变经济增长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高依赖,效果有限
我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不仅高于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与第一、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的发展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长期以来,第二产业一直是我国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的主体,其消耗的能源始终保持在70%左右,消耗的原材料占更大的比重。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其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的增量部分主要来自第三产业和居民部门,由于这两个部门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有限,因此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总体上增长较为缓慢。
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之所以长期偏高,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我国三次产业间的比例不协调,是因为工业化不是自然演进的过程,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改革开放前是这样,改革开放后虽然有所减弱,但各级政府仍然施加影响,对工业发展采取各种倾斜政策。二是高储蓄的传统造成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从而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例如,1980-2002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我国仅为62%。2004年我国消费率降至53.6%,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也进一步下降。三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发展,强化了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国际贸易的发展强化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使更多的国内外资源与廉价劳动力结合,在促进贸易品生产部门发展的同时抑制了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四是我国是国际分工的被动接受者,只从事一些产品部分工序的生产,这导致许多产品的产业链条较短,没有更有效地向服务业延伸。五是对第三产业较多的管制和准入规则限制,抑制了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3、如果外延扩张型增长机制继续被强化,将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高依赖度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外延扩张型经济增长。这种外延扩张型经济增长,往往在能源和原材料按比例投入的同时,受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单位能源和原材料投入水平下的产出下降,从而导致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强度上升。
长期以来,我国外延扩张型增长方式之所以被不断强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能源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长期致力于国内供给,国内价格长期偏低,企业在投入中常常不计资源成本,节约能源和资源的机制和习惯没有建立起来;二是我国对粗放型、高额物质消耗的生产方式还缺少相应的硬约束,比如在产业准入方面和环保方面现有的约束手段还不够硬;三是对能源和原材料节约型企业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四是由于不计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成本,从提高地方税收和政绩考核成果出发,各级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投入少、见效快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来源:全景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