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已走过一半，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改革方案并没有按原定计划出台，官方消息称要延迟到今年年底才正式公布相关的改革政策。

　　方案制定“慎重”，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其顶层设计的难度。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2%左右，距发达国家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但现阶段城镇化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速度的快或慢，而是集中在农村转移人口的安置上。

　　长期以来，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徘徊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他们或在城镇就业，却没有享受城镇居民的权利，或在农村拥有土地，却已不事农活。近年频发的“民工荒”、“返乡潮”等现象，正是农民工就业不稳定、融入城市困难的印证。

　　显然，未来5到10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强调城镇化经济属性的同时，将更加注重其以人为本的民生属性，即所谓“人的城镇化”。这实质就是强调城镇化的质量，强调不再是直接拉动基建的造城运动，不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

　　那么，如何才能让农民工在城镇“落地生根”呢?当前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改革，也就是要“赋权”，让已有的和新增的农村转移人口享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权利。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中国的城乡障碍已逐步发展为区域障碍，必须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推动数亿农民融入城镇，拉动内需，带动消费。而土地短缺问题亟须通过土地确权和使用权资本化，增加土地流动性，使城乡资源在流动中得以整合。

　　虽然制度层面改革的难度已经很大，但新型城镇化仅停留于此则远远不够。比如，如果户口的放开不能和社会财富的创造相协调，结果很可能导致贫民窟的涌现，或者说放开户口也可能带来低质量的城镇化。

　　因此，“赋能”即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同样迫切。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农民进城后大多靠出苦力维持生计，就业质量并不高，当然不是说不需要这类的工作，而是说完全靠这类工作不仅不能为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提供合适的劳动力，也不利于他们本身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担忧现在农民工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可企业用人成本正在趋高，一旦转向高端产业，很多人会因此失业。他对此呼吁，政府应该投入比正规教育更多的钱重新培训农民工。

　　中央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应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从而使农村转移人口素质的提升适应于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具备了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素质和技能，才能实现稳定就业。

　　按照有关部门的预测，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各类城镇新增人口将达3亿多人。

　　中国推动新型城镇化，既要面对农村转移人口“存量”的优化，又要面对“增量”的压力。数亿农民工在实现职业转换、地域转移和身份转变的同时，还要追求就业质量的提升，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

　　某种意义上讲，或许“农民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称呼逐渐淡出，将真正标志着中国初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