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有经济学者和官员不止一次提到一个令人听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经济过热”，很少有人会想起似乎已经久远的1992年。警告者说，2003年的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苗头，就像1992年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对此做出及时的反应，等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真的来临的时候，一切就已经太晚了。

 

　　确实，当我们翻开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史，会很惊讶地发现，2003年的中国经济与1992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1992年货币投放也是一个创记录的年份，那一年投资增长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经济过热是那一年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对于房地产的担忧与今天如出一辙，重复建设与现在似乎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也说的是汽车、钢铁和开发区。

 

　　可是，1992年与2003年的中国又有太多的不同之处。我们需要真真切切地看看，当中国经济的列车行驶过1992年的时候，究竟留下了怎样的痕迹，而那样一种痕迹又给我们的记忆涂上了怎样的一种色彩，以至于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的官员们在谈到1992年的时候，每每都带着一种强烈的警戒心理。这种警戒心理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对经济的分析和判断。

 

　　兴奋的1992

 

　　按照惯例，《人民日报》会在每年元旦这一天发表新年社论，而这个社论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对上一年总结和对当年进行展望、定下基调的作用，并且这个基调代表着政府的看法。1992年这一年的《人民日报》新年社论这样写道：经过三年的持续努力，经济秩序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确实由此进入一轮腾飞期。

 

　　1992年是“八五”计划实施第二年，经济界人士说，这是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的起步年。创业潮也在此时在中国上下兴起。在重庆，55岁的尹明善这一年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凭着手里的20万元开了一个9个人的小作坊，生产摩托车发动机；与尹明善在同一个城市的宗申几乎同时也把创业的目光锁定在摩托车上。后来这两人都成了摩托车行业的风云人物；这一年，上海的郭广昌和几个同学凑钱注册了一家公司，成为后来的复星集团最早的雏形；大连的徐明也是在这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如果仔细看看，后来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出现过的很多名字，在这时候刚刚开始掘他们的第一桶金。

 

　　1992年3月，摩托罗拉公司宣布投资1.2亿美元在天津开发区建立亚洲地区最大的生产基地，拉开了外资大举进入中国的序幕。后来在中国市场上成功的跨国企业，比如像宝洁、康师傅，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在大陆建立合资企业。根据当年的统计资料，1992年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6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倍；实际使用外资188亿美元，增长62.7%。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协议金额575亿美元，实际投资111.6亿美元，分别增长3.8倍和1.6倍。到1992年末，在我国注册的“三资”企业已达8.4万个，比上年末增加4.7万个。

 

　　这一年最重要的事件应该是1月邓小平的南巡。邓小平在南方的讲话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被陆续传出。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并发出通知，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很多人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中国“入关”谈判在这一年取得了突破。翻看那时候的报纸，不时可以发现对于入关之后相关产业是否会受到冲击的报道和分析。在1992年底，中共十四大宣布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争论也终于结束。在日内瓦举行的中国工作组第12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宣布：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这个宣布在当时的关协总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从而结束了对中国贸易体制的审议。中国与美国也达成了市场开放的协议。

 

　　一些乐观的声音开始说，中国最快将在1993年就会加入关贸总协定。在福建，由于预计中国将会很快入关，人民币将实现自由兑换，加上通货膨胀的预期，黑市人民币兑换美元价格到了6.8比1。

 

　　此外，一直让人们揪心的价格改革已经露出了曙光。10月7日的消息说，中国的价格改革已经过了万重山，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的商品仅有20.9%。而且，更让人们感到乐观的是，价格改革似乎并没有带来物价的大幅度上涨。

 

　　上涨的是股市。在上海，在1992年的7月份，股市中有一种疯狂在蔓延。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一切自发性的全民炒股热潮已经蔓延到浦江两岸。认购证从30元一张涨到6月初的4000到8000元一张，面值百元的上海豫园股票5月25日收盘价突破万元大关，因为5月1日上海股票实行自由定价交易。这种疯狂最终演化成了当年8月在深圳的一场风波。中国证券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发行股票认购证吸引了100万全国各地的人涌进深圳，一张认购证被翻炒到上千元，还闹出了不小的事端。

 

　　说到汽车工业，没有人可以忽视1992年。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狂飙突进的年份。1992年1-5月，汽车产量和销售量都比上年同期增长46%和36.7%，库存则下降了30%。到8月份，天津夏利公司的负责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外界宣布，夏利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993年的第一季度。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吴志强副总经理乐观地对媒体说，今年产量将超过原计划的65万辆，达到80万辆，比历史最高的1988年增长大约20万辆。但是，他的估计也保守了。事实是，1992年中国汽车的产量首次突破了100万辆，增长幅度超过了50%。不过你很难说那样的速度是否太快。因为从那时到迈进200万汽车产量的台阶，中国只花了8年的时间，超过300万又用了2年。而1992年汽车业井喷式的行情在2003年重演，100万辆只是2003年一个季度的产量，并且再用1年的时间，中国汽车产量就可能超过400万辆。

 

　　不过，1992年说到重复建设的时候，也没有人会忘了汽车工业。也是在那一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说，汽车工业要总量控制，要搞好宏观调控。

 

　　舆论这时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再建一个新宝钢的问题。当时中国钢材产能已经达到了7000万吨，位居世界第四，但是钢材的缺口仍然很大。1992年1-10月份，中国进口470万吨钢材，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0.3%，全年进口总量则超过了600万吨。

 

　　房地产泡沫

 

　　1992年，在海南搞房地产的潘石屹离开了热火朝天、每天还在上演着一夜暴富神话的海南，转而来到了北京。潘石屹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公司一共6个合伙人，4个人在海口的北方大厦开了一个会。当时与潘在一起的冯仑说：“海南的房子炒得有点过火了，形势不妙，我们该收场了。北方地盘大，有发展空间，我们得去占个先。”大家都同意。谈到让谁去，潘石屹说那就让他去。潘石屹承认，后来海南房地产崩盘，他并不是先知先觉。

 

　　有数据表明，在1991年底至1992年初，海南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大约只有372家，注册资金13亿多元，1992年底便迅速增加到1000多家，注册资金达到40亿元。对于海南的神话，当时市场上流行的一则故事很好地说明了那种情形。一个从外地来海口打工的农民，因身无分文每天晚上只好睡在大街上。某一天，他偶然睡在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大门口，早上醒来一看，身后排着长长的一溜人。最后，这个民工卖掉自己的位置拿到了“从天上掉下来”的7万块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那时候住房制度改革还没有铺开，住房贷款向个人敞开大门，只是在当年10月才开始，建设银行的行长周道炯宣布了这一个消息。而取消福利分房则是6年之后的事情了。

 

　　潘石屹说：“那是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当然，在他看来，那也是一个多少有些荒唐的年代。“我还记得，当时邻居的老太太们在看到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有关于价格改革的那么一句话后，就买了好多条肥皂啊什么的回家。当时经济上、思想上、观念上……整个大环境的巨变，连老太太都意识到应该做点什么，但因为是之前没做过没经历过的事，大家都头脑发热，不知道该做什么，无论是政府还是平民老百姓。”

 

　　从兴奋到失控

 

　　1992年，显然大家都有些性急，觉得走路太慢，恨不得能跑起来，这种气氛多少影响了宏观决策部门。那一年的8月2日，有关国家部委修改了八五计划，普遍把原计划的经济发展目标加以提前，邮电、化工、铁道、交通和能源都是如此。

 

　　在1992年三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当年的经济增长计划做了这样的描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投资要符合产业政策，避免盲目发展和重复建设。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2.3%，货币发行和新增信贷规模与去年大体持平，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6%以内。报告特别指出，考虑到治理整顿刚刚结束，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是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因此在今年经济增长速度的计划安排上，是留有余地的。

 

　　更早些时候，由经济学家刘国光主持的《经济蓝皮书》对1992年的经济增长率作出了预测，认为GDP增长率将达到6-7%，投资5800-6000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量增加12%，零售物价指数上升5-7%，新增贷款规模为2700-3200亿元。国家信息中心的预测则说，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控制在6%以内是可能的。

 

　　在199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而零售物价只上涨了2.9%。对于1992年的经济走势预期，可以用平稳两个字来形容。

 

　　但是，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在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公布后显得格外突出，以至于人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随之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2年上半年GDP增长10.6%，结束了1991年的平稳增长，步入高速增长时期，在建规模全民所有制突破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经济运行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不过发言人警告说，虽然经济运行仍然处在绿灯范围之内，但是新开工投资项目过多，在建规模偏大，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等问题应引起警惕。

 

　　国家信息中心有关人士在7月份表达了更深的忧虑：运输紧张矛盾，生产资料交割加速上涨，消费品价格也持续上涨，生产和流通部门的短期预期正在形成。这位人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政策，防止过热情况下信息失真导致新的结构失衡。

 

　　与此同时，从年初开始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势还在持续。全国各地传来的消息都在证明这一点：全国钢材价格狂涨，水泥价格猛涨。短短一年时间，中国的钢材产量增加了1000多万吨，水泥产量增加了20%以上。

 

　　中国人民银行综合司的人士在1992年11月14日撰文说，尽管存在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总供需缺口还不大，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尚未逝去。但是文章说，如果经济持续过热，相对宽松的总供需就会发生变化，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就有可能比较快地释放出来。并且这位人士提出，如果在某个时候发现通货膨胀比较快地提高，应当及时地提高利率。

 

　　到了年底，人们都在猜测存款利率将要调整，保值储蓄将要恢复。

 

　　事实上，从1992年的第三季度开始，人民银行已经从严控制专业银行的贷款发放，信贷扩张的势头降下来了。1992年12月，中办和国办下达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除必须新开工的重要项目，严格按照审批权限审批外，一般项目不得开工。设置开发区的审批权限不得层层下放。对那些不具备基本条件和超越权限批准的开发区及房地产项目，要立即进行调整，各地银行要停止供应资金。

 

　　中央政府在踩刹车了，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刹车有点失灵。因为投资还在加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当时的经济形势的疑问，包括媒体都在寻找答案：明年会出现通货膨胀吗？

 

　　在1992年12月下旬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学者们争论的最主要的话题就是：当前的经济过热了吗？参加研讨的有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社科院、国家统计局、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经贸办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和官员。《中华工商时报》披露了研讨会的主要内容，绝大多数人对1992年的经济增长持肯定的看法，认为“不存在过热和过快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他们用来比较的参照系是1988年。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经济发展态势与1988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从总体上观察，有本质的不同。他们认为，1992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三年的治理整顿基础上的，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有学者则表示，1992年投资的高速增长是一种恢复性的增长，从几年来的平均水平看，不是迅猛，而是不足，更谈不上通货膨胀。

 

　　后来有评论说，当时的争论甚至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有人把认为经济并未过热、不必采取紧缩措施的人划为“改革派”，把认为经济已经过热、应当及时调整的人划归为“保守派”。事实上，这种争论到了1993年还在持续，即使在1993年7月，加强宏观调控的16条应急措施出台之后，争论也仍然没有结束。

 

　　即使在今天，潘石屹在回忆起16条的时候，仍然说：“有点突然、有点过了”。他说，感到了被“一下子砍断胳膊”的疼，“我觉得应该是哪儿有伤，哪儿治伤。找清楚问题在哪儿，然后再看该怎么治疗，不能因为手上疼，就把整个胳膊砍了。”

 

　　据1993年初发布的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3938亿元，比上年增长12.8%；消费品零售额9613亿元，增长16.6%；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涨6.4%，其中城镇8.6 %；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5.6%。全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82亿元，比上年增长37.6%，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二个高峰。

 

　　2003会不同吗？

 

　　今天，人们对经济过热担心，更多的是因为1993年和1994年遭遇的经历。许多人相信，如果2003年的情况与1992年是相似的，并且我们没有及时采取措施，2004年也许会发生类似于1993年和1994年的情况，虽然情况可能不会那么糟。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所说，这是一种经验的判断，这种判断也许没有错。事实上，我们更可以说，1992年很像1988年。

 

　　1988年的中国经济从体制上来说与1992年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改革仍然在持续，但是关键部分的改革，如经济体制、政府体制、企业体制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市场格局此时还没有完全走出卖方市场，价格改革还在继续，双轨制还没有宣告终结，这使得两者在体制层面上有很强的可比性。

 

　　对于今日与1992年的不同，潘石屹的说法是：“我是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一起成长的人，现在已经不是1992年的状况了。”潘认为当时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更多是大环境的因素，方方面面都不成熟、不理智——国家没有宏观调控的经验、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法律不健全，所以导致房地产投资的疯狂和盲目，结果造成整个行业的混乱和崩溃。

 

　　“但现在没有人买房是为了炒房，都是为了自己住房条件的改善或者添一份更可靠的产业，这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些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在温饱解决后，就追求住得更好，和当初拿着房号炒房不是一回事。”潘石屹说。

 

　　是的，2003年的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且在逐步深化的经济，是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的经济。这使得任何与1992年的比较都会因为丧失体制基础而显得缺乏说服力。10年的时间已经使支撑中国经济这趟列车运行的动力有了本质的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评价这两列列车的运行速度和质量。

 

　　也许，与1990年代初相比，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只剩我们的金融体制。直到今天，人们对金融风险的担心没有减少。而这也是今日一些人对经济过热担忧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3与1992：扩张机理不同

 

　　经济观察报：今年上半年的各项经济指标陆续出来后，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和制定宏观政策的官员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很多。其中有一种争论引人注意，就是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苗头，同意这个看法的人都提到了1992年，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重蹈1992年的覆辙，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张立群：过去的几次过热都有这样一些迹象：一开始是投资的高增长、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然后就会出现高的经济增长，接着是高的通货膨胀。

 

　　今年上半年的投资增长高达30%以上，是近10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高增长。同时，M2增速为20.8%，贷款增速22.9%。单看上面这些数据，有些学者担心，这种情况与过去很类似，经济的先行指标已经显现出来好像有了过热的迹象了。从经验的角度讲，出现了苗头就应该早做调整，过去的经验就是没有及时调整，结果真的热起来之后，就比较难调整。比如1992年。

 

　　而且，货币政策有半年的迟滞期，即使是现在调整，半年后才能显现出效果。物价水平与供求关系也是如此。所以，一些学者建议要预调整，早动手。宏观调节要有一个提前量，从经验的角度讲这是没有错的。

 

　　另外，央行是有些担心，认为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责任。货币供给这么快，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是货币政策直接能够左右的。比如结汇渠道的人民币投放，对货币政策是有挤压的。因为这个结果不是货币政策主动执行的结果，所以央行对通货膨胀很警觉。结合历史的经验看，货币增长这么快是有风险的。从历史经验看，确实有些问题需要早做准备。

 

　　经济观察报：从一些宏观数据的指标来看，1992年的情况跟现在的确是很相似的，而且在当年对于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也跟现在有很多的相同之处。在您看来，今年的经济增长跟当年的经济增长是否有区别？我们如何来判断？

 

　　张立群：1992年和2003年，从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指标上看，的确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经济运行的背景差异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的不同。概括地说，现在的整个扩张的机理跟当时是不一样的。原因是：

 

　　第一， 供给跟随市场的能力现在比过去要强大得多。过去的过热伴随着瓶颈和短缺：1980年代是消费品，比如1988年的电视机等家用电器；1990年代的过热伴随着基础产品的短缺。因为加工业产能扩大后，基础工业跟不上，这是一个产业链条上的短板。原材料紧张、电力紧张、价格上涨都是由供给的短缺造成的。

 

　　但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短缺时代结束，供给的基础改变了。过去一切是计划为主，现在是由市场决定为主，消费投资由企业和居民决定，与价格和企业居民的预期有关。供给由计划安排到市场决定，因此不可能出现长期的短缺，市场可以调节供求关系，意味着经济体制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供求总量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对供求的调节能力强大，这是这一轮增长的前提，汽车、住房都没有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现象，关联产业，比如钢材、有色金属、水泥、玻璃，这几年上得非常多，证明了市场对供求的调节。

 

　　2001年以前，我们认为钢材的供求平衡点是1亿吨，但是去年的平衡点就达到了2亿吨，今年的产量将会超过2亿吨。此外，进口的调节能力也很大，因为外汇储备充足。我们再看电力，一看到短缺，马上就有发电能力的增长，今年电力设备的定单都满了，所以电力短缺不会是长期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供给能跟上需求，因此很难想象会出现严重的价格上涨。今年上半年消费价格指数也不过上涨了0.6%，生产资料价格也不过是百分之四点几。

 

　　第二， 投资的高增长不会带来新的通货膨胀。

 

　　在1992年到1997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是11.5%，这几年一直在8%左右。为什么现在从8%往上走就不对了？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多少为益？我们需要保持什么样的增长率呢？现在我们的资金供给很大，外资流入很高，劳动力充裕，解决就业是个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潜在的增长不会是一个很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从市场的角度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未来市场的空间还很大。这和90年代是不同的。城市居民住房水平低，住房的需求空间很大，上半年房地产的销售速度比开发速度快，证明房地产没有受到需求的约束。汽车，去年中国城市的普及率不到1%，北京高一点也不过19%，而日本是87%，中国与世界差距很大。从未来看，只要经济增长能够持续，收入就能够保持，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就有保障。因此，从增长过程看，目前还不存在风险。

 

　　目前的增长在升温，还未能达到繁荣，什么时候达到繁荣还有待观察，要看两个指标：一是物价较快上升，发现了瓶颈制约；二是国际收支对进口和资金的进入形成约束。如果这两个指标正常，就没有达到充分的繁荣，从这两个指标看，不能轻言中国经济过热。

 

　　再来看投资主体。现在的投资中，行政主导的投资还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市场主导的投资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比如民营企业的投资。这跟1992年时的投资有很大的区别，当时更多的是政府的投资。如果说当时的情况主要是政府的攀比性投资，那么今天就主要是企业的自主性投资。换句话说，今天的生产和消费已经形成了一种联动的关系——生产推动消费，消费拉动生产。生产和供给的决定机制跟当年是大不一样的。现在的需求是受到收入约束的，是有边界的，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投资扩张要负的风险责任比过去大得多。

 

　　现在有些观点说中国经济目前是投资主导的过热，我觉得这也是占不住脚的。过热的指标首先是供不应求，但是现在的投资并没有导致供不应求。中国的劳动力过剩，资金过剩，外汇储备高，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制度和机制的问题。我们有这么一个高增长是好事，对经济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记者：1992年，我们刚刚结束了三年的治理整顿，应该说开始大家对当年经济增长的预期并没有那么高，但是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这是为什么？

 

　　张立群：1992年的时候我在国家计委的经济研究所从事宏观经济的研究。当时我们就注意到了经济过热的情况。从1990年市场疲软到1992年扩大需求，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供给的基础层面存在瓶颈。当时供给和需求的机制还没有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比如说当时的投资大检查，就不是市场化的手段，只要你一松弛，投资很快就会膨胀。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1992年GDP增长是和当时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年有小平南巡讲话。需求的增长潜力调动非常大，投资的潜力调动也非常大。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那时候投资潜力大是由行政力量主导的，不用费很大的力气。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赚自己的钱。地方政府都是有热情，却没有担心。现在则不同。现在，投资的风险约束非常大，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由于当时提出“步子再快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对投资也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中国经济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供给尤其脆弱，而现在的市场调节能力则非常强。1992年时有很多产品是短缺的，因为缺少就到处去买，价格越涨，大家就越买，结果刺激了倒买倒卖，造成了一种虚拟的需求。但是现在的需求是实打实的，没有厂家会去囤积，因为供给跟随需求的能力增强了。

 

　　经济观察报：1992年，中央政府就已经做出了一些对经济的调整政策，尽管当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有分歧的。到1993年的下半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即我们现在所说的“16条”就是其核心内容。根据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态势，您认为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张立群：依靠政府的增长和依靠市场的增长是有区别的。依靠市场的增长，资金融通渠道要靠银行，银行是支持增长的重要因素。货币政策是支持中国这一轮增长的重要基础，货币政策要保持积极的姿态，不能轻易撤火，不能轻易做反常调整。今年上半年贷款增长20.8%，货币增长跟经济增长大体是相适应的。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也指出，没有必要进行货币政策调整，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是大体同步的态势。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要改进货币传导机制。中小企业融资还有困难，要考虑怎样打通贷款渠道，改进机制，让中小企业有更方便的融资渠道。

 

　　与此同时，财政政策要做适当的调整，扩张的财政政策要调整下来，国债投资应该收缩，收缩到需要的地方去。比如现在的电力投资，可以吸引民间投资。能够由市场去投资的，就交给市场去做。但是，公共卫生建设、对农村的支持、启动消费，财政应该发挥作用，财政支出要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换句话说，积极财政要转型。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