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在6月26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建设节约型社会国际研讨会”上透露，今年下半年北京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还将提高。翟浩辉说，北京水资源比较紧缺，基本上是按成本收。目前居民生活用水是每立方米3.7元，今年下半年还准备提价。同时，对水价进行总量控制，对一些洗浴、洗车用水，国家要加以控制，对贫困职工的用水，国家将采取政府补贴政策。

 

    记者了解到，从1991年8月至2004年8月，北京市的自来水价格经历了9次调整，从原来的每吨0.12元上涨到了2.8元，再加上污水处理费用，居民每吨用水的实际支出费用为3.7元，上涨了22.33倍。据预计，到2007年南水北调的水送到北京，水价要提高到每立方米7元。一方面是水价的不断上涨，另一方面，是我国目前城市水资源供给量普遍短缺，我国目前约有42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14座严重缺水，全国城市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这种状况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日益严峻。

 

    与水价的不断上涨相类似，随着我国城镇数量和规模的不断增加，城市用地规模迅速增加，土地资源交易价格也不断上涨。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一季度，土地交易价格比去年同季上涨7.8％，涨幅比去年同季高0.3个百分点。其中，高档住宅、普通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用地价格分别比去年同季上涨23.1%、8.7%和2.6%；商业旅游娱乐和工业仓储用地交易价格比去年同季分别上涨5.5%和1.5%，其他用地交易价格上涨2.2%。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说，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必然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的加快对水土等资源的消耗也会相应地增加，而水土资源的减少，必然提高水土等资源的使用成本。赵章元预计，未来10至20年内，水土资源以及环境治理等的成本仍会进一步加大。

 

环境成本将居高不下

 

    “按我们所作的绿色核算分析，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全部环境成本（包括自然资源耗减、生态破坏和污染）是惊人的。如果按年均GDP增长速度为9.8%计，其中约有4至6个百分点是以牺牲自身生存环境换取的，属‘虚值’或者说‘环境欠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雷鸣(明)教授说，这些损失仅代表20世纪90年代“绿色GDP”与GDP的差额，而没有包含中国自然资源长期的累积性损失。

 

    雷鸣(明)教授指出，进入20世纪，我国经济持续以8%至9%的速度快速增长，但是，支撑这个增长的背后仍是我们继续付出昂贵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代价。以2003年为例，耕地面积全年净减少253．7万公顷；全年能源消费总量16．7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10．1％；水资源供求关系持续紧张，其中生活用水增长5．0％，工业用水增长1．1％。与此同时，环境状况长期处于恶化状态，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生态破坏问题突出。

 

    对此，南开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刘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型的生产方式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加速了环境资源的消耗。而环境资源的稀缺程度的直接反映便是环境成本，这其中包括了自然资源成本价格以及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的成本等。未来一个时期内，国内经济增长对能源、钢铁、有色金属等高能耗、高污染排放的产品的依赖性将会越来越强。而这表明，未来我国的生态环境压力将会日益加大，这必将导致环境成本的激增并且长期居高不下。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研室主任宋国君认为，首先是污染治理的边际成本迅速上升，目前治理成本较低的阶段已经过去，污染进一步控制的成本将迅速上升。比如，需要控制的颗粒物的粒径越来越低，从原来的小于100微米到现在的小于10微米，控制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其次，土地开发强度越来越大，环境容量资源越来越少，抵抗破坏的能力也越来越弱，这就需要我们削减更多的污染物排放，而这必然带来投入成本的增加。再次，环境容量的稀缺导致环境管理的成本也相应增加。随着城市化迅速提高，资产的密度、人口的密度、经济规模的密度越来越大，这些高密度会导致很高的环境风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为了降低环境风险，势必需要增加人力、资金来进行管理和治理，成本自然会大量增加。

 

 

    面对有限的环境资源容量日益被消耗和环境成本的不断飞涨，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和解决已成为当务之急。

 

    对此，刘倩告诉记者，发达国家无一例外的花费了大量的成本致力于改善生态环境和维持资源能源的永续利用。但是不同于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我国必须在发展中解决日益激化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既要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又要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遏止环境成本的激增。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同时实现这些目标的必然选择。

 

    刘倩还说，循环经济是一种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以资源环境是支撑人类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一根本认识出发，通过‘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使所有的物质、能量在这个永续的循环中得到合理持久的利用，从而实现用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雷鸣(明)教授建议，要倡导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提高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使用利用效率，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以绿色GDP引导经济增长方式向高效、低耗、低污染方向转化是我国的必由之路。必须对资源使用利用效率低、污染严重的企业采取强硬措施，加强对资源使用，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监督和管理。同时，通过产权明晰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环境资源定价，以及资源税、污染税等经济杠杆，调节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向着有利于环境保护方向转换。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实行清洁生产，实现末端治理到过程治理的转换，倡导绿色消费模式。

 

    雷鸣(明)还建议，要坚持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结合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淘汰落后的技术工艺，通过技术创新和升级，减少污染产生量。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对污染防治进行源头和全过程控制，并继续加大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同时提高环保投资的利用率。

 

李佳鹏 方烨

　

新闻来源：经济参考报 200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