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仅是“稳增长”，更要“稳政策”、“稳预期”。正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深入分析主导本轮经济减速的中长期结构性因素，将有助于我们真正找到稳增长、稳政策和稳预期的药方。

　　我们很容易把眼下情形与2008年相比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两轮较为显著的减速：一次是2008年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一次是2011年三季度至今。不过，两轮减速的动因有着本质的不同。

　　尽管今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速创下三年来最低的7.6%，但与上一轮减速相比，本轮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对缓和。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一路下滑至四季度的4.0%。这主要是由于外需“断崖式下跌”，出口同比从2007年7月的34.2%降至2009年5月的-26.5%的历史谷底。然而，今年上半年的净出口要好于预期，经济下行速度和幅度都不算大，随着国家刺激性政策集中发力，中国经济在三季度“软着陆”可期。

　　如果说上一轮减速最主要的是外部冲击，那么本轮减速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条件、中长期结构性因素以及宏观大格局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

　　首先是全球增长格局的演变。目前，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国际市场容量逐步界定、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在这五大因素的影响下，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

　　其次是中国的“人口红利”趋于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阶段。这样一来，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来越薄，资本回报率将持续下降，出口驱动的增长红利会进一步减少。

　　最后是“资源红利”衰减后面临资源环境瓶颈。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可持续发展的上限。所谓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多年来，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高能耗、高污染现象。由于资源本身具有难以再生的特性，以及“降耗减排”政策的实施，粗放型增长正在受到遏制。

　　因此，供给面和需求面的趋势性变化已经使潜在增长水平下移，中国经济正面临由“超高增长”到“次高增长”甚至“中速增长”的长期拐点，整体进入“平台整理期”。

　　短期内，可以通过逆周期操作把经济增速稳住；但长期看，应把经济增长重心放到推动整体战略转型和深层次改革上来，靠内生力量启动新的增长循环。要通过加快要素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型”向“价值驱动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