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

　　贵州省发改委综合处处长张志宏给《华夏时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农民转入城镇的投资成本是7万元，到“十二五”末，贵州有360万农民将转入城镇。按照这样的比率，“十二五”末，仅城镇化一项，贵州将在“十二五”期间有2500多亿元的资金投入，这还不包括与之配套的教育投资、公共服务投资以及吸纳就业的相关产业支撑。

　　“现在贵州的城镇化率在35%左右，"十二五"末将达到42.9%，这意味着贵州的城镇化投资有极大的空间，任务相当繁重。”张志宏说。

　　事实上，“城镇化”这个关键词不仅出现在贵州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也在宁波、南京、长沙等地的刺激方案中均能找到。本报记者获悉，国家有关部门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

　　社科院8月14日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称，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51.27%。2010年发布的《中小城市绿皮书》推测，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这意味着有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生活。同时，城镇化将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预计社会保障和市政公共设施支出共计将超过30万亿元。

　　还有30%提升空间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

　　这是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我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城市时代。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是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通常城镇化率达到80%的水平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依然滞后，未来还有20%-30%的提升空间，2亿到3亿人口还要涌入城市。”冯奎说。

　　冯奎还注意到，即使在目前51.27%的城镇化率中也还有17%的人口，他们只是生活在城镇但还没有在城镇落户，户籍地和生活地是分离的，其中有2亿多人户口在家，另外还有7000多万的流动人口。

　　“主要依靠低成本公共服务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城镇化发展应该从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冯奎说。

　　30万亿的投资需求

　　我国城镇化正处在深入发展阶段，蕴含着巨大的内需空间。

　　至于到底能带动多大规模的消费和投资，冯奎认为很难精确测算。目前我国城镇人口数是美国总人口数的3倍，未来若干年城镇新增人口数也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数。

　　国研中心副主任韩俊曾表示，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将带来巨大内需，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将带来近30万亿元的内需。

　　如果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那么这意味着有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生活。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日前在内部刊物上撰文指出，目前城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3.6倍，将3亿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按现在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计算，我国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将新增3.5万亿元，占目前居民消费总量的26.3%。

　　“同时，满足人们进城需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更具有广阔的增长空间，将为扩大内需提供最强大、最持久的内生动力。”徐宪平表示。

　　避不开的融资难题

　　然而，投资需求虽然巨大，但由于卖地收入难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减少，而地方政府债务又很重，所以仅以地方政府财政投资将难以完成城镇化这个巨大任务。

　　河北省廊坊市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廊坊市的副市长李刚在日前召开的“2012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介绍，为了加速城镇化建设，廊坊市政府投入3万亿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廊坊同时也成立了城建投、土投等政府融资平台，但前期的投入和后期的国家宏观调控之间发生了不协调。“我们很多大型的基础设施遇到了困难。”李刚说。

　　这并非个案。有关机构研究发现，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建立适应城镇化资金需求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融资方式仍以银行贷款为主，不仅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而且最终还款来源还是土地收入。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不能解决城镇化中的资金需求问题，不仅可能会出现大量城市贫困人口，还会使城市病得更加严重，并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降低城镇的生活质量，丧失城镇化的本来含义。

　　据悉，为支持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公司筹集资金，主管部门日前已经进一步放宽了新增贷款的投向范围，逐步允许有条件的平台贷款实行延期偿付或展期，融资平台公司的政策环境趋向宽松。而发改委也在考虑允许非百强县发行城投债，并在考虑适时推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私募债。

　　冯奎建议，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应该尽快在公共服务等领域明确建设标准、降低准入门槛，让更多民资和外资进入，形成多元投资主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资金不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