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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平:后疫情时代,企业家走出低谷全靠这一点

更新日期: 2020年04月23日 来源: 华章管理 【字体:
摘要: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可能更要靠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带领我们走出低谷、再创繁荣。

目前,我国已进入抗“疫”的下半场,主要任务是防疫和加快经济恢复。这个时候,企业家们也在思考下一步的战略和方向,我推荐大家读一下德鲁克先生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可能更要靠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带领我们走出低谷、再创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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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经济

在经济学里有个康德拉夫季耶夫长周期理论,意思是说经济是每50年一个周期。

按照这个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从1945~1965年经历了20年繁荣,之后开始出现衰退;而美国的情况却完全相反,1965~1985年,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就业人数从7000万增加到1.1亿,也就是说增加了4000万人的就业。

德鲁克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企业家创新,是美国的创新型经济取代了管制型经济,这也是为什么德鲁克先生写《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的原因。

或许,当时德鲁克先生也想像他1954年写的《管理的实践》把管理提升为学科一样,他也想把创新提升为一门学科。

一提到创新,大家可能立刻就会想到高科技。

确实,每次重大的科技突破都会带来众多的创新,但德鲁先生认为高科技对创新的贡献率只有四分之一,而四分之三的贡献来源于中科技、低科技、零科技,他指出像麦当劳没有太多的科技,但这种连锁经营的商业模式创新创造了巨大价值。

创新的核心是创造价值,是为客户创造价值,通过这个过程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

我们的邻居日本,在经历1960年以后的高速发展后,到1990年后经济泡沫破灭。

在经历失去的20年后,带领日本走出低谷的也是创新型经济,在今天日本很多企业都完成了产业转型,在全球十几个重要产业领域中,排在前三名的均有日本企业。

对比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规律。如果我们把邓小平南巡的1992年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起点,到2012年的20年间,我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从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调整期,在这个调整期,我们的对策也是大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型经济。

正当我国抵御经济下行压力、全力转型升级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正面袭击了我国经济和企业。

在整个抗“疫”和复产中,我们发现创新型经济成为中流砥柱,而且疫情又催生了我国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可以预料的是后疫情时代一定是一个创新型经济时代。

有目的的创新

德鲁克先生认为创新来源于实践,而不是哪些人的灵光乍现,创新方法是可以学习的。同时,他提倡有目的的创新,反对盲目的创新,他认为有目的的创新可以降低90%的风险。他也提倡创新要研究别人的经验教训,像爱迪生做灯泡,事实上,在他做灯泡之前,别人已经完成了90%的工作,即使这样爱迪生还是做了6000次试验才把灯泡做出来。

在我们的创新实践中,确实有不少企业做了一些盲目的创新,不但没有为企业创造价值,反而让企业遭受巨大损失。

有时在我的管理课上,不少学员对于有目的的创新还是难以接受的,认为创新就是要甘冒失败的风险。但德鲁克先生认为,甘冒风险不应是企业家选项,回避风险、重视机遇才是企业家明智的选择。

德鲁克先生还认为,创新的成功要有良好的管理做保障。他仍以爱迪生举例,爱迪生是个天才发明家,也很吸引投资人,但他认为企业就是技术加资金而忽视管理,结果搞得企业一塌糊涂,最后被投资人踢了出去,这家企业就是现在的通用电气公司。

以前和中关村创业板公司CEO交流时,我希望他们做科技型企业,把技术做成商品,不要动不动就开工厂,开工厂搞管理不见得是技术人员的长项。

德鲁克先生不仅重视中小企业创新,还重视大企业创新,但他认为很多重大创新确实不是大企业做成的。

汽车时代来临,铁路公司一股脑都去做汽车,却是福特公司把汽车造出来;飞机时代来临,汽车公司也都来造飞机,但飞机最后是由麦道和波音做了出来。他也列举了3M和强生等大企业一路不断创新发展的例子,并指出大企业不创新的说法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他和诺奖获得者费尔普斯不同,费尔普斯在他的《大繁荣》一书中提出只有中小企业创新,大企业不创新。

德鲁克先生对于持续性创新也很重视。

不少人觉得10年后自己公司90%的收入来源于新产品,而10年后公司90%的收入却仍来源于老产品。他主张做新产品开发和创新的团队应另起炉灶,这一点倒是和克里斯坦森1997年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相同。我认为,德鲁克这些创新观点对我们很有指导意义。

迎接企业家时代

何谓企业家?熊彼特在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说企业家是创新和冒险的人,而时隔70多年后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却说,企业家是创新并创造了价值的人,他不认为企业家会甘冒风险,而是善于捕抓机遇。

其实,熊彼特和德鲁克都没错,只是熊彼特那个时代是工业革命时代,机会很多,成功率也高,敢于冒险就会成功;而到了1985年,西方国家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这个时候的创新就必须要进行有目的的创新。这有点像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的成功主要靠胆商,而现在却主要靠智商。

德鲁克还对大家提出了忠告,他认为高福利社会坐吃山空,不可持续,只有企业家社会才是一个创造财富的社会,只有创造财富才能带来社会富利。2012年,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验证了德鲁克先生的这一判断。

我国现有注册公司制企业3000多万家,还有7000多万家个体工商户,加起来有上亿个经济体,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微企业铺天盖地,有海量的企业家。

习近平总书记说“市场的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可以说我国已经进入企业家时代,企业家精神也是我们战胜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种风险的法宝,我们应该对此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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