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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耗行业利润猛增 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码

更新日期: 2006年12月26日 【字体: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6532亿元,同比增长30.7%。对比过往数据,这是两年以来的最高累计利润增幅,其中一些高耗能行业,尤其是此前确定的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利润更是大幅狂升。

      与此同时,作为“十一五”开局之年,2006年单位GDP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无法达到既定降幅已成定局。

      而今年环保和能耗指标难以完成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产能持续扩张,投资“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些行业投资加快的背后,是利润增幅的一路走高。

      今年11月,各地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迅速从国务院督察造成的暂短回落中回升,11月当月增幅达到23%,比上月增加7个百分点左右。相应,前11个月,从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等都出现较快的增长情况。

      39个工业大类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行业、煤炭行业、化工行业增长、钢铁行业都出现大幅上升的情况。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幅达107.5%,而钢铁行业则由年初的利润为负增长,扭转为目前20%以上的同比增幅。煤炭行业也由一度利润负增长,达到前11个月利润同比增长的19.9%。就在2005年底,这些行业还被圈入13个产能过剩的行业行列。

      此前,在2004年煤电油运紧张时期,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因为利润高、投资快,进而导致该年污染物排放指标、单位能耗增加情况,一度越演越烈。

      对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除非工业行业的利润大幅下降,否则一些行业投资加快的根子难以剔除。他建议要么加快人民币升值,要么提高贷款利率,要么扩大投资自动降低利润。

      上述过快的工业投资增长,主要依靠电力的快速增长,这些之中主要以火电为主。根据此前有关方面的分析预测,今年的新增电力装机量有可能将超过了8千万千瓦。这里面大部分是火电装机,尤其是依靠烧煤,因此能耗以及与此相关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排放增加较快。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指出,“这里头的结构调整仍然是处于非常令人失望的状态。”未来在能源供应能力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能源进一步依赖煤炭的态势没有得到扭转。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也发出警告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建立环境成本低,以及工资成本低、社保成本低基础上的数量扩大型出口是难以为继的。

      不过,上述严峻形势可能在2007年有所改观,这是因为上述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将会有新的更高的投资门槛。

      就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的前一天,国务院召开发展循环经济电视电话会议,提出了全国“十一五”循环经济发展的6项主要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30%,机电产品再制造达到一定规模,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提高5个百分点,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6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

      上述目标大部分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内容。此次以循环经济的目标形式再次加以确定,显示出国家加大执行指标完成的力度与强度。

      而明年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重点则特别提出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淘汰一批污染严重企业,着力改造一批重点企业,重点监管一批消耗高、污染多企业,限期治理一批不达标企业,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

      此前,按照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说法,今年投资较快、利润最好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比如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石化等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节能工作,在2007年将加强。

      在此次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此提出了具体的政策要求。比如到2010年所有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同步安装并运行脱硫设施,已建燃煤发电机组在2015年以前全部完成脱硫改造;水泥行业现有日产2000吨以上和新建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要安装或建设低温余热发电设备;钢铁行业现有1000立方米以上高炉和新建高炉,要安装或建设炉顶压差发电设备。

      上述硬性规定大大增加了未来4年内完成“十一五”硬指标的概率。周大地指出,今年全国完不成排污指标,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脱硫装置没有强行安装。

      不过,一些市场机制的改革仍需要加快推进。按照安邦集团的研究,中国整个的能源成本,大约只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1%。因此能源低价的形势仍需要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查道炯则举例说,北京的出租车其实只需要装一个成熟的小装置,就能减少30%的排放量。措施执行不了,就是因为这个600元的费用出租车公司不愿意出,司机个人也不会出。而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北京目前是国际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因此,查道炯认为关键是“激励机制到底怎么做”,“我们的更多公共政策的讨论必须从这些细节着手,而不是回到理念、回到号召”。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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