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达46个 经济秩序迎来变革

来源: 来源: 上海证券报 发布时间:2015年04月01日

    亚投行,亚洲开放合作新常态之锚

  截至31日下午18时,提出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总数已达46个。其中30个国家成为正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包括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的4个,二十国集团中的13个。

    3月31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关上了申请大门。亚洲找到了开放合作新常态之锚。

  自从去年10月24日21个国家签署亚投行筹建备忘录以来,世界各国都在抢搭亚投行这辆“东方快车”。截至31日下午18时,提出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总数已达46个。其中30个国家成为正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包括联合国[微博]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的4个,二十国集团中的13个。

  在上周末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宣布,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已经制定。伴随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勾勒的画卷渐次铺开,亚投行如箭在弦。

  像一只锚,这样一个多边组织在全球金融秩序中不可或缺。它的到来正联结起五大洲人们的共同愿景,锻造出亚洲经济治理安全,也让多极世界有了更清晰的雏形。

  未来世界梦走向现实

  亚投行构筑安全网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尼,建立亚投行的倡议首次出现在世界面前。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梦想开始酝酿。一年后,它的羽翼开始变得丰满。

  这是一场面向全世界的盛情邀请。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发表演讲称,“‘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开放的,我们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

  一路走来,亚投行在不断创造里程碑:3月12日,七国集团(G7)中的英国率先宣布加入亚投行;丹麦政府于3月28日宣布申请加入,成为该组织迎来的第一个北欧地区创始成员国;两天后,埃及成为首个正式提出申请的非洲国家……

  它的出现正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连同构成其基础的“一带一路”政策,其包含的理念与目标顺应着时代的客观需求。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近日表示,中方倡导建立亚投行,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客观需要,中国将通过承担更多的责任,来促进亚洲地区的合作和多赢。

  彭博经济学家陈世渊对上证报记者表示,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有个一致的目标,就是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亚投行更加专注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是个国际化的多边合作机构。

  据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估算,在经济持续增长的亚洲,从现在到2020年,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现有的世界银行[微博]、亚开行等国际多边机构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资金的需求。

  陈世渊指出,西方国家加入亚投行,主要因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是个巨大的商机。基础设施是高风险的投资,亚投行可以很好地降低投资的风险。另外,加入未来亚洲的主要多边合作机制,对西方国家了解亚洲经济、开拓亚洲市场都是很大的助力。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对上证报表示,建立亚投行有助于分散外汇储备风险并增加收益率。中国希望输出一些产能,其中包括基础设施方面的技术和设备。此外,通过周边国家的发展,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地区方面的影响力,并帮助改善环境以及维持区域和平。亚投行还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有海外媒体评论认为,像过去那样由亚开行向政府提供融资、在政府主导下建设铁路和道路的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要求,因此正在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毕马威国际副主席约翰·斯考特曾表示,过去数年间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各国政府意识到投资多元化的重要性,采取公私合营、私有企业分包建设基础设施的项目越来越多。

  目前亚投行筹建工作已确立了以各国财政部参与的谈判代表会议为章程谈判主渠道、亚投行筹建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处)为技术支撑机构的工作机制。按照计划,各方将于今年年中完成亚投行章程谈判并签署,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亚投行。PPP(公私合作关系)等多元方式有望成为亚投行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模式。

  护航泛亚洲经济圈

  命运共同体有张力

  经略外交,始于周边。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认为,将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援助的亚投行将成为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的推动力量。中国的战略是作为加强周边国家外交的一环,构建被称为“命运共同体”的宽泛的经济圈,以推动安全保障方面的稳定。

  亚投行致力于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推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正式公布,亚洲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逐渐清晰。“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原则包括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等。

  这也造就了亚投行的“磁力”。陈世渊认为,亚投行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经济不断国际化之后,中国更积极主动利用自身经济实力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措施。

  他对上证报指出,亚投行既可以帮助区域内相对落后的国家的基础建设投资,以提升这些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为中国的出口和海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人和”主要是讲“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

  这种共识还来自多个重要全球性多边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副总裁朱民近日表示,亚投行的成立“生逢其时”,将有助于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朱民表示,亚投行出现的时机很好。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较弱,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劳动生产率下降,总需求不足,需要全球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拉动总需求,推动长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欧盟方面则表示,加入亚投行是应对全球投资需求的方式之一,对欧盟企业来说也是个机遇。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称,已经在与亚投行“深入讨论怎样密切合作”。而亚洲开发银行总裁中尾武彦也表达了合作意愿:如果能够达到亚行的贷款标准,该行可以与亚投行进行融资合作。

  在贝伦贝格银行的经济学家舒尔茨看来,不同借贷机构之间的竞争可以是件好事。“如果亚洲经济繁荣发展,金融市场保持稳定,那么公共金融机构发挥的本来就是辅助作用。”

  诚如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所言,亚投行的成立是一个开放、包容的进程,亚投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高度专业性的多边金融机构,这也是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

  经济秩序迎来变革

  锻造多极世界之锚

  世界金融发展难免经历阵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于世行和IMF着手改革、给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多话语权的呼声高涨。

  毫无疑问,其改革进程没有跟上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经济产出已占全球的16%,但在世行只拥有4.42%的表决权。

  这令全球金融秩序重新被放在镁光灯下。长期以来,美国保持着对IMF与世界银行的支配性地位。但在国际舆论看来,美国目前在亚投行问题上略显孤立和被动。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美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努尔·梅纳伊在英国《金融时报》撰稿指出,亚洲的铁路网、水力发电和物流网等重大项目,都需要财力雄厚又有耐心的投资者,而西方四分五裂的政治结构根本无法再为此达成共识。

  他写道,“今天,要想在亚洲复制当年美国的新政,即像美国那样靠承诺和政策凝聚力把整块大陆用道路连通起来、同时让一代人脱离贫困,靠世行、IMF或亚开行的支持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随着复兴中的亚洲经济体对充裕而灵活的中国投资表示欢迎、而美国又无法动员西方提供一个令人难以抗拒的替代选择,美国显现出颓势就是不可避免的。”

  当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的消息传出,人们惊呼,世界开始发生变化。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认为,这是向多极世界迈出的历史性一步。但是,多极世界秩序也意味着,让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其中,尤其是让新成员能够融入,不要抓着“老资格俱乐部”的缰绳不放。

  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本周在海外媒体撰文指出,“中国面临经济向新常态转变的挑战,它需要找到与美国的共同点。美国也需要加深对中国转型的认识。两国都需要表现出领导力、愿景和对合作参与的开放态度。”他援引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话称,合作的紧迫性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结果。封建时代的中国对罗马帝国一无所知,反之亦然。但是,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能够在真空中运行。

  不过,张春对上证报指出,亚投行并非只是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而是一种要改变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博弈。“它是一种对调整全世界金融资源配置很好的尝试。目前世界上大部分资金包括外汇储备都投资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债市及股市,但这并非最佳资源配置。世界上还有很多贫穷国家特别需要这种基础设施的投资。所以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其实是希望把世界上的金融资源更多地投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帮助这些国家更好发展。”

  他表示,现有的多边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和IMF存在几大问题,首先这些机构并不完全针对基础设施;其次这些组织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并没有很大的话语权;三是资金仍不充足,世界上贫穷国家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量非常大。所以成立亚投行是对现有多边机构的补充,并且针对的是一个新领域。虽然目前尚在起步阶段,但长远来看,它可能会改变目前的世界金融格局,并有可能会对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提出很大挑战。

  “金砖之父”奥尼尔曾对上证报记者表示,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有自己的声音。陈世渊也认为,亚投行的设立是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加大的反映,是中国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应该是目前国际经济金融构架体系的有益补充。

  “在‘中国梦’长期建构中,亚投行的赛局是一个美好的开始。”美国世界新闻网评论称,它让中国有机会引领风骚、创造时势;在重建汉唐盛世的过程中,让周边的亚洲国家同享“和平红利”、“崛起红利”及“复兴红利”。其变化不仅昭示着中、美两国势力的消长,更明白显示中国的“和平崛起”找到了一条具体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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