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头版刊文：中国经济稳在何处 好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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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解读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
中国经济稳在何处，好在何方
7月15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经济运行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稳”在何处，“好”在何方？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最主要原因是什么？稳中向好态势能否保持，稳增长靠什么？国民经济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靠什么实现国民经济行稳致远？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解读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
尽管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但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速换挡的客观实际，也符合典型经济体的一般规律。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经济运行中的“两难”问题增多，新旧经济动力的转换，在短时期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因此，宏观调控迫切需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寻求平衡，找出最佳结合点。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不确定性有增无减。从国内看，我国结构调整的阵痛仍在持续，新旧动力转换尚未完成，产业、地区、行业分化明显，下行压力仍较大。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是转型的阵痛，克服这些问题和困难，需要一个过程。
信心来自于五个“支撑”：基本面支撑，政策效应支撑，体制机制支撑，区域协同支撑，发展信心支撑。
国民经济行稳致远，从短期看，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从中长期看，转型升级关键要靠创新；从保障机制看，归根到底靠改革。
“稳”在何处，“好”在何方？
尽管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但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速换挡的客观实际，也符合典型经济体的一般规律
问：7月15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经济运行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作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您认为“稳”在何处，“好”在何方？
答：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持续呈现的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着力创新宏观调控机制和方法路径，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主动引领新常态，着力培育新动力。经济运行总体上处在合理区间，主要经济指标逐步回暖，积极因素不断增加，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经济运行缓中趋稳——
一是增长稳。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其中，二季度增长7%，与一季度持平。二是就业稳。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8%，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左右。三是价格稳。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涨幅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四是农业稳。夏粮产量达到2821亿斤，比上年增产89亿斤，增长3.3%。五是收入稳。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比经济增速高0.6个百分点。
发展态势稳中向好——
一是回升势头好。在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的推动下，主要经济指标逐月企稳回升。生产方面，4、5、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5.9%、6.1%和6.8%，增速分别比上月加快0.3、0.2和0.7个百分点。需求方面，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1.4%，增速与1—5月份持平，终止了持续回落的态势。5、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实际增长10.2%和10.6%，分别比上月加快0.3和0.4个百分点。6月份，出口总额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增长2.1%。
二是房地产销售转好。房地产带动效应大，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房地产市场好转对经济稳定增长至关重要。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房地产市场明显回暖。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由负转正，同比增长3.9%，为2014年以来首次正增长；商品房销售额增长10%，一季度下降9.3%。6月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32.1%，销售面积增长16%。商品住宅库存有所下降。5月末，商品住宅待售面积自2014年来首次出现下降；6月末延续下降态势，比上月末减少191万平方米。
三是经济结构趋好。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比重继续提高，国民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5%，比上年同期提升2.1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5.8个百分点。从需求结构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升。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4.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0%，比上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
四是经济运行质量好。突出表现在单位GDP能耗进一步下降。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9%，降幅比一季度扩大0.3个百分点；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7.1%，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
五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形态快速显效，体现了“发展依靠人民”，有效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市场主体数量继续快速增加。上半年，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19.4%，注册资本增长43%。非公有制经济活力有序释放。上半年，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增加值增长8.1%，比规模以上工业快1.8个百分点。“众创空间”拓展创业新局面。从我局相关调查看，6月份，创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比1月份上升了0.11个百分点；在新增创业以及准备创业的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58.98%。
我还想特别指出，尽管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但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速换挡的客观实际，也符合典型经济体的一般规律。1956—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长9.2%，之后经济增速显著回落，1974—1991年，年均仅增长3.7%。1951—1960年，联邦德国GDP年均增长8.2%，1961—1970年回落至4.4%，1971—1991年进一步回落至2.7%。1966—1995年，韩国GDP年均增长8.4%，1996—2011年回落至4.2%。
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经济运行中的“两难”问题增多，宏观调控需要把握好各方面的平衡
问：您认为，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能够实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国经济能够逆水行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所谓“纲举则目张”，科学决策、精准调控就是经济实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纲”。
“治大国若烹小鲜”，驾驭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转型经济体需要高超的“手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还不高，人均水平还比较低，地区差异较大。
尤其是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经济运行中的“两难”问题增多，宏观调控需要把握好各方面的平衡。首先，要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稳增长和调结构是对立统一的，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为调结构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调结构从长远看能创造更新、更大、更高的需求。但从当前看，意味着新旧经济动力的转换，在短时期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因此，宏观调控迫切需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寻求平衡，找出最佳结合点。其次，要把握好保持适度流动性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平衡。一方面，金融和实体经济相辅相成，经济发展需要资金支持。而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比较突出，需要保持适度流动性。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多年积累的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地方政府等领域的债务风险有所上升，如果过度放松银根可能导致全社会杠杆率进一步提高，增加金融风险。第三，要把握好增加工资性收入与增强市场主体活力的平衡。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具有刚性，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既要惠民生，又要强实体，还要拓展国际市场。这些两难问题考验着宏观调控的智慧与艺术。
面对这些两难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既保持战略定力，又积极主动作为，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巧妇善炊，精准操作，既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简政放权、放宽准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以市场力量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又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围绕稳增长、强实体、控风险，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包括适时降息降准、减税降费，及时下达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和置换债券发行额度，加快推进七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建设和六大领域消费工程，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积极推广PPP模式等。这些政策举措取得了积极效果，我国经济实现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充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的宏观调控是科学的、正确的，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及时的、有效的。
稳中向好态势能否保持？稳增长靠什么？
信心来自于五个“支撑”：基本面支撑，政策效应支撑，体制机制支撑，区域协同支撑，发展信心支撑
问：下半年，国民经济能否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稳增长靠什么？
答：综合分析我国经济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我们认为，下半年国民经济总体上仍将延续上半年稳中向好的态势，有信心、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信心来自于五个“支撑”：
一是基本面支撑。大国经济市场广阔，回旋余地巨大，韧性强。尤其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仍未完成，与发达经济体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从工业化来看，尽管我国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居世界前列，但在技术更新、产业升级、提高附加值等方面仍有很大潜力，尤其是在一些高精尖领域如数控机床、精密仪器、发动机设计制造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从城镇化来看，2014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54.77%，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并且，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其中1.7亿农民工多数没有城镇户口，尚未市民化，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我国城镇化提升都有较大空间。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来源。根据我局测算，过去10年间，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平均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
二是政策效应支撑。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效果将会进一步显现。从财政政策看，上半年，国家出台了包括下达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和置换债券发行额度、实施七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等在内的一系列财政政策措施。其中，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建设等大型基建项目投资额度就超过8000亿元。截至5月底，7类重大工程包已开工221个项目、33个专项，累计完成投资3.1万亿元。下半年，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功能有所恢复等，已开工项目建设进度有望加快，加上新项目的开工，预计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升，带动全部投资增速的企稳回升。从货币政策看，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2次普降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3次实施定向降准，3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并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在保持流动性充裕的同时，为棚户区改造等提供长期稳定、成本较低的资金来源。由于货币政策调整到传导至实体经济往往存在时滞，预计下半年这些政策效应将会更突出。此外，从历史经验看，通常商品房销售回暖后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相应回升。这意味着下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很可能继续回升。
三是体制机制支撑。首先，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提速，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毫无疑问将提高发展效率，增强创新动力。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也加快显现。其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格局的加快形成，无疑将激发澎湃的发展动力。21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加快实施；各类创业集聚区、创客中心、服务平台蓬勃发展。这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动力提供了体制机制支撑和保障。
四是区域协同支撑。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战略，必将带动相关产业、相关地区的发展。例如，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已快于总体出口增速。另外，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仍较明显。中西部地区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仍较短缺，特别是铁路、公路、水利、电力、生态、民生等建设投资需求巨大。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投资力度，今年铁路建设总规模继续维持在8000亿元左右，其中主要向中西部倾斜，这将有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的释放。
五是发展信心支撑。党中央、国务院有应对各种复杂环境、各种矛盾问题的经历，有教训、有经验、更有能力。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根本所在。
再从市场角度讲，当前的市场预期比较稳定，发展信心有所增强。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与上月持平，连续4个月高于临界点，呈现小幅扩张态势。其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反映出生产和市场需求均有所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保持在53%—54%的区间运行，持续处于景气区间，其中6月份为53.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1.6%，增速比1—5月份加快1.1个百分点。二季度，工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14.5%，仍位于景气区间。
国民经济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不确定性有增无减。我国结构调整的阵痛仍在持续，新旧动力转换尚未完成，产业、地区、行业分化明显，下行压力仍较大
问：您认为，国民经济要实现稳中向好，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
答：在经济运行出现一系列积极变化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内外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我国经济企稳基础尚不牢固，向好势头仍需巩固。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不确定性有增无减。美国经济虽然二季度有所好转，但加息时点渐近，后期走势有待观察。欧元区在欧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的支持下，经济出现企稳迹象，但希腊债务危机仍是影响其持续复苏的隐患。日本经济虽走出通缩，但增长态势疲弱。新兴经济体受美元走强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近期，世界银行对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增长3.0%下调到2.8%。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由此导致国际贸易总体低迷。根据世贸组织统计，2012—2014年，国际贸易量增速连续3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2015年一季度，全球贸易量仅增长0.7%。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贸易难以独善其身，出口压力不断加大。“天下尽秋色，一室难为春”。上半年我国出口仅增长0.9%，完成全年目标难度较大。
从国内看，我国结构调整的阵痛仍在持续，新旧动力转换尚未完成，产业、地区、行业分化明显，下行压力仍较大。
一是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传统行业多年积累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在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40个月同比下降。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6%，降幅比上年同期扩大2.8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同比下降4.8%，降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二是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问题突出。受产品价格下跌、销售放缓、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企业利润增长放缓。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仅增长1.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6.8个百分点；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95元，比上年同期上升0.05元；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0.8%，上年同期为增长9.8%。
三是局部地区和部分领域稳增长压力加大。在总体偏紧的市场环境下，部分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型城市抗风险能力低，经济出现了持续下滑。部分地方财政增收困难，就业压力也有所加大。例如，上半年，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一季度扩大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下降9%，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也出现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是转型的阵痛，克服这些问题和困难，需要一个过程。只要我们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的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格局，这些问题可能都不会再是问题。
靠什么实现国民经济行稳致远？
从短期看，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从中长期看，转型升级关键要靠创新；从保障机制看，归根到底靠改革
问：我们怎样才能克服当前经济中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实现国民经济行稳致远？
答：我认为，要把握好三点：
一是从短期看，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增长的要害是稳定总需求。从消费看，近年来消费一直保持平稳增长，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在收入增速不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在通过创新、增加有效供给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消费增长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从出口看，受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贸易持续低迷、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竞争的双重挤压，加上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结构转型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出口短期内难以明显改观。因此，稳定总需求的重点就是要稳投资。稳投资不是要像以前一样大水漫灌，而是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重点投资那些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领域和产业，如城市地下管网、环境保护、民生改善等相关基础设施，要防止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同时，要创新投资机制，混合投资主体尽可能采用PPP模式，提高投资有效性。
二是从中长期看，转型升级关键要靠创新。我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最根本的是要推动技术创新，创新不仅能突破技术瓶颈制约，也能创造新的需求。过去，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兴起，电力的发现带领人类社会跨入电气时代；今天，互联网信息技术带来了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不断激发和创造新需求。比如，iPhone手机和iPad的出现，就是创新创造需求的生动例子。“互联网+”使得传统制造、商业、服务的行业边界正在被打破，企业生产、服务流程不断重构，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新的市场需求不断被激发。
三是从保障机制看，归根到底靠改革。稳增长也好，调结构也好，创新驱动也好，最终都要通过释放改革能量，创新改革机制，为经济的转型升级、稳定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改革的关键是让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深化改革应体现和聚焦在“四放”上：
全面放开价格管制。真正让市场发现、形成价格，这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标识，也是准确传导信号、引领产业发展升级的基本要求，从根本上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现在PPI同比40个月下降，CPI也在低位，是深化价格改革、放开价格审批管制的有利时间窗口。要围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缩减政府定价种类和项目，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健全节能环保价格政策等。
彻底放开产业准入。“可以有准入门槛，但不能有进入障碍。”相对于成熟市场经济体，我国产业准入还存在较多限制，存在“玻璃门”“旋转门”等问题，限制市场竞争，不利于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制约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要有效破除资源垄断，彻底打破行政垄断，让每一个中华儿女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创业的权利。要切实打破市场壁垒，消除社会资本在市场准入、投资途径等方面的障碍，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的投资环境。要为社会资本参与交通、能源、信息、航空、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医疗、养老、文化、旅游、体育等服务业领域扫清障碍，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开更大空间。
加快放松科技管理。打造创新型国家，实现创新驱动离不开科技进步，而目前行政性办科技和行政性配置科技资源状况较为普遍，存在科研项目与市场脱节、成果转化环节过多等问题。要进一步放松科技管理，促进产学研相结合，以市场机制配置科技资源，推动科技产业化、产业科技化，推动形成“万众创新”新形态，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技术路径、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
深度放活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在我国占据重要地位，国企改革事关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和新动力，事关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加快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稳定经济增长、推进结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前，尤其是要加快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加快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要改进完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经营监管、考核制度和运营机制，既给压力又给动力，调动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业创新的内在积极性。
总之，要立足稳增长，着力调结构，拼力促改革，以相机性、缓冲性的宏观决策，以效率导向性、机制创新性的改革举措，适应引领新常态，转型升级上台阶，扎实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外媒称，今年第二季度，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支持措施，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稳定局面，6月工业和零售业发展加快。但这种好转仍是脆弱的。
增长速度趋于稳定
据英国《阿拉伯圣城报》7月16日报道，今年4月至6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达7%，高于专家和经济学家6.9%的增长预期。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二季度好于预期的增长，部分得益于金融业的业绩和证券市场的交易增加，但这种支持可能会很快蒸发。此外，股市上涨导致泡沫，从6月中旬开始股市大幅下跌，上证综指在3个星期内下跌了30%。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整体经济呈现出许多积极的迹象，可以证明经济发展确实是稳定的。
据法国《世界报》7月15日报道，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稳定经济了吗？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来出现了剧烈波动，这个问题如今已被人们公开谈论。中国经济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如7月15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7%，与上一季度持平。这一增幅虽然与原先设定的年度增长目标一致，但是超出了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
凯投宏观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可以肯定的是，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稳定下来。”
中国经济仍需要国家干预来支撑。自2014年11月以来，央行已经四次下调利率，为拉动投资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7月15日报道，尽管股市出现动荡，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似乎状态稳固。经济学家此前预测的二季度经济增速仅为6.9%，这是因为个别行业显现出疲态，其中包括汽车市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汽车市场今年的增幅大概只有最初预期的一半。
其他因素也对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最新的经济增长率数据中显然尚未体现出来：包括贸易增速降低，内需总体减少，不动产的需求也不如从前。
此外，投资者信心因股市一度暴跌而动摇。不过，股市的“过山车”运动与实体经济发展只存在有限的联系。这是因为与世界市场隔离的中国股市奉行其他法则。
北京也试图从中央层面调控经济增长。近几年一再讨论的话题是，如果经济丧失活力，如何实现平稳过渡。这一进程已全速启动。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7.4%，达到24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年的增长预测值为7%。
专家表示，这种放缓不应成为担心的理由。因为与此同时，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金融市场专家乌韦·维斯纳说，就业人数增加，因此广大民众的富裕程度也在提高。很多中国人有能力满足自身超出基本生活需求以外的愿望。
不断增长的内需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府仍会继续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发展。
“唱衰中国”夸大其词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7月15日报道，中国经济奇迹迎来了尾声？有人说中国股市大跌证明了这点。专家预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将给整个世界带来衰退危险。不过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这种顾虑有些夸大其词。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和政治部负责人谢尔盖·卢科宁认为，股市暴跌不意味着中国实体经济出现危机。
卢科宁相信：“我没有看到当前中国经济中有证明深刻危机的现象。中国股市是相当特殊的东西，股市行情并不总是切实反映中国经济状况。当前的股市行情就没有完全体现总体经济情况。”
独立金融经济专家亚历山大·特里福诺夫相信，尽管中国经济将持续放缓，但不会导致全球衰退。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数据，去年中国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贡献率为38%，2010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为23%。（来源：中国经济网）
有效经济增长对我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而言远比水分很大的低质低效增速更重要。因而，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初步企稳之后的目标指向，不能纠结于经济指标的一时起落，而应以“长病短治”的策略方式着力清除发展沉疴，同时紧紧围绕经济战略转型大局，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以激活民间营商禀赋与创新活力，始终将增强实体经济竞争力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因为深耕实体经济、潜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是一国保持经济活力的根本保障。
二季度相关经济指标尽管谈不上亮丽，但7%的增长速度毕竟没有让单季度指标掉队。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上半年宏观数据 ，显示了一幅“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场景：国内生产总值2968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0%，二季度增长7.0%。上半年经济增速达到了底线目标。而在去年末推出的一系列积极经济政策的驱动下，加上央行货币政策的适应性支持，使关键产出指标出现了明显反弹。尤其作为实体经济增长晴雨表的制造业出现了温和复苏趋势，6月6.3%的工业产出同比增速若要放在5年前，肯定会令决策层异常揪心，但今日的中国毕竟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取得这样的增速指标已属不易，何况这已是过去4个月里的最高增速，保持向好趋势，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即将走出谷底。另一方面，社会零售额增长速度从5月的10.1%升高至6月的10.4%，意味着消费驱动不仅仅是口号性的安排，而是开始发生实实在在的转变，中国经济正朝着再平衡方向发展。
当然，如果单纯从简单的数据指标来分析判断当下我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以及下一步政策取向，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由于经济依然处于下行趋势中，一些经济数据的基本面，无论同比还是环比，出现小幅下降也符合经济新常态的逻辑。当下，要把握中国宏观经济的节奏，关键还看调结构是否到位，稳增长是否符合预期，惠民生能否随民愿，控风险是否达成奇效。正如李克强总理向学者们问计的主题，如何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激活有效投资，这是政府施政的重要命题。诚然，目前我国的债务比例仍处于国际公认的安全边际，不必担心触发系统性经济风险，但所有对中国地方经济运行状况有着实际调研并获得第一手材料的负责任经济学家，其实都明白：中国经济目前所遇到的困难，不进则退的滑坡趋势一旦形成，其后果不堪设想。而高达十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确实足够抵御一些国内外风浪的冲击，但谁能保证中国经济出现大规模滑坡之后的自我修复能力？
梳理日本最近20年的经济运行轨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日本其实在1994年的时候就已经跨入5万亿美元的经济俱乐部了。但迄今20年过去了，日本经济却始终在“5万亿美元”陷阱中徘徊复徘徊，迟迟不能实现战略性升级。尽管日本确实有放大经济困难以激活国民危机意识和不安全感的传统，但客观而言，日本的实体经济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衰退，尤其是日本一向傲视全球的制造业，早已不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的咄咄逼人之勇了。而过去长期充当日本企业代工角色的韩国制造业企业，刚好抓住了这段难得的时间窗口，不断提升研发实力和产业的全球化配置，直至将部分日本同行(当年的强劲对手)远远甩在了身后。三星电子更已在某些领域与苹果等美国顶尖企业分庭抗礼。所有这些竞争态势变迁说明，深耕实体经济、潜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始终是一国保持经济活力的根本保障。
没有人会认为韩国是全球金融强国，恐怕也没有人认为德国的金融实力已经凌驾于英国之上，但无论是从新兴经济体晋级发达国家的韩国还是视制造业为国家保持竞争力命根子的德国，基本上没有犯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本末倒置的错误。尤其是拥有全球第一流工业竞争体系的德国，尽管受到欧元区某些不思进取伙伴们的拖累，但财力、经济弹性和活力以及区域经济责任感在整个欧元区无出其右。从某种程度上，德国可以脱离欧元区，但欧元区一旦离开德国，将一无是处。而德国之所以成为欧元区的支柱，完全是以强大实体经济提供的真金白银为技术支撑的。
殷鉴不远，今日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积累向更高全球分工层级切换的关键时期。单从一般的经济增速而言，在“十三五”期间，即便只取得5%的经济增速，也足够保证我国的经济在2020年左右稳步赶超美国。但谁都知道，有效经济增长对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而言远比水分很大的低质低效增速更重要。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固然应当大量发展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但切不可“心为”股“役”。众所周知，建设强大的资本市场是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升级的内生性需要与自然逻辑，但如若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为支撑，没有基于技术创新和制度改进为前提的企业业绩的全面提升，通过释放流动性来做大市值蛋糕进而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初衷，注定无法落地。很难想象，当一个将近14亿人口的大国，有超过1亿的居民日思夜想如何通过证券市场获得快钱，而不少的上市公司忙于设计各种圈钱手段，这样的市场会是理性发展的市场？笔者注意到，某家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其一年的营收不足4亿，而在股市最疯狂的时候其市值居然超过1000亿。处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即便定力再强的管理层，恐怕也免不了要思谋尽快套现。换句话说，在财富观念业已扭曲的当下，如果政府不能尽快引导所有参与主体回归到常态化发展路径，则埋下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正如经济数据永远不能掺水一样，有效经济增长同样不能通过掺水来实现。金融一旦离开实体经济支撑，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做强做实制造业永远是中国经济安身立命之本。笔者热望饱含国家智慧与战略雄心的“中国制造2025”能够通过系统的组织实施和微观企业的切实践行，能够实现预期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初步企稳之后的目标指向，不能纠结于经济指标的一时起落，而要以“长病短治”的策略方式着力清除发展沉疴，同时更要紧紧围绕经济战略转型大局，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以激活民间营商禀赋与创新活力，始终将增强实体经济竞争力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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