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个工作日，“权威人士”再次在《人民日报》发声，详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

 

    《人民日报》援引“权威人士”观点，往往会释放重大政策信号，引发广泛关注。记者注意到，文中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强调要解决中长期增长问题，必须致力于采取重大举措进行结构性改革，这个过程中会有阵痛，但如果不抓住窗口期，明天可能面临更大痛苦。

 

    本报多方采访发现，对于许多官方学者和地方官员来说，这一重大表态将成为2016年度经济工作的风向标。一位中部省份的中层官员告诉记者，尽管只看GDP的旧有评价体系在改变，但对在增速上能“忍耐”多少仍有疑虑，而《人民日报》刊发的这篇文章直接指明了方向：在保证L“底部”的情况下，甩开膀子依靠创新搞改革，地方发展的引擎又能快速转动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在提出“十个更加注重”“、五大重点任务”等目标的基础上，多次谈到“僵尸企业”、去产能、去库存、降低企业成本等近期的重要改革方向。有接近高层的智囊人士昨日告诉记者，完成这些目标要启动全方位的改革，其中，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以及财税改革，这“新三驾马车”是盘活全局的重头戏。

 

    “毋庸置疑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去碰触的那些领域都是最重要、最核心，也最缺乏改革经验的领域，创新和定力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位智囊人士表示。

 

 

    有关中国经济疲软的话题热度持续不减，经济增速能否在新的一年探底企稳，一直是观点最多的猜想。在诸多不同观点中，“权威人士”投给了L型经济一票。

 

    《人民日报》文章指出，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

 

    开篇所述智囊人士认为，这样一个重要判断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来说可以说是一颗“定心丸”，也是增长压力的“松绑”。一方面，党中央正确认识和接受当前的客观情况并将精力集中于改革换取长远利益的思路，有利于中国摆脱目前的发展焦虑；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公式的提出又为发展指出了方向。

 

    对于中国当前主要的矛盾和问题，权威人士提出了“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四降”是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参考指数，比较能反映主要问题，而去年以来包括股市巨震等事件的频繁发生，也体现出累积的经济风险，黄益平、刘世锦等经济学家都曾提出今年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是防范风险。

 

    在改革的“窗口期”，权威人士也针对性地提出了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

 

    事实上，这些任务对应的都是中央关注的主要问题。例如，产能过剩这个结构性矛盾得不到解决，工业品价格就会持续下降，企业效益就不可能提升，经济增长也就难以持续；又比如，房地产不回归到正常状态，这只最后的“靴子”不落地，中国经济就无法顺利探底。

 

    值得重视的是，L是有底的。从“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小康的目标来看，不低于6.5%的经济增速就是这个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思路，相比过去更强调全局性和协调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供给侧的滞后造成当前供需矛盾突出，供给不仅跟不上需求升级趋势，而且满足创造新消费、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能力也不足，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在众多的一揽子政策中，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被提到了重要位置。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曾将这三项列为“改革政策要实”的重要内容，同时认为它们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牵引作用。在《人民日报》的刊文中，权威人士明确提出，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重点和力度有所调整。

 

    在具体的“歼灭战”过程中，这三项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文章指出，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税费负担、降低资金成本，必须减少行政审批，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扩大有效投资补短板，必须改革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才能解决“钱从哪里来，投到哪里去”的问题。坚定不移减少过剩产能，让“僵尸”入土为安，腾出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并点出有些地方非要硬撑着给一些没效益的企业贷款、补贴。

 

    近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在《求是》上刊文谈结构性改革。他明确表示，要全面推行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优化，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发展，抓紧处置“僵尸企业”，允许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企业破产关闭。

 

    在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方面，楼继伟提出，全面推进落实财税改革方案，加快建立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以及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金融方面，深化利率和汇率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尽快修复证券市场功能，提高资本利用效率。

 

 

    在新常态时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和定位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权威人士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

 

    为此，《人民日报》文章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同时，“放手”不是“甩手”，政府也要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

 

    在争议较多的产业政策方面，权威人士提出，要按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要求，通过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加以引导，而不是政府去确定具体项目，或选择把钱投向哪一家企业，具体的投资机会还要由企业家来摸索和把握。权威人士称，不干预市场，但要发挥创新，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认为，要实施供给侧改革，各级政府就必须进一步简政放权，还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内在制度或机制，防止政府重新收回权力或蓄意制造新的权力。

 

    “供给革命的主角不是政府和官员，而是企业和企业家。”向松祚认为，激活企业家精神，就必须给所有企业创造公平、公正、开放的竞争环境。这一点对中国而言尤其重要和艰难，亦是供给侧改革最难以突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