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我国传统产业目前面临着产能严重过剩的困扰。
    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经济周期的变化，更有深层次的发展环境的变化：
    一是我国经济已从工业化中期阶段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相应带来了主导产业的更替。冶金、建材、化工、能源等产业需求增速放缓，相继成为“成熟产业”。
    二是“中国模式”正在向常态增长模式转型。本世纪前十年是“中国模式”大放异彩的黄金时期。政府依托土地经营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承接国际产能转移、鼓励企业投资，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土地出让金收入显着下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积累，原有发展模式的潜力逐渐消耗殆尽。这就对地方政府投资产生了强有力的制约，并加剧了中国经济增幅放缓的势头。
    三是国际分工格局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跨国公司开始重新调整产业布局，把许多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在大踏步“走出去”,中国已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上述因素相互交织，使我国传统产业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产能过剩”也发展成为绝对产能过剩。也就是说，即便不开展任何新增产能的投资，既有的产能过剩问题在下一轮经济繁荣阶段来临之时也不可能彻底消失。
    面对周期性产能过剩，企业可以“戒急用忍”、通过熬、苦撑的办法迎来产业发展的春天；不仅如此，一些企业基于对未来市场需求扩张的预测还会逆势投资，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升技术水平，提前为即将到来的需求高速增长做好准备。
    但面对“绝对过剩”,大量企业必将被淘汰出局，其生产设备将被废弃（而不是被重整利用），由此带来社会财富的大量毁灭和贷款质量的下降。因此，稳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对于维持经济平稳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化解产能过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标本兼治，多措并举。
    从供给角度看，关键是要推动传统产业结构优化重组。产业增速放缓时期通常也是企业经济效益“水落石出”、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的有利时机。在我国，冶金、有色、能源等产业长期被视作国家支柱产业，由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进行生产经营。但由于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制约的原因，也由于企业与当地政府关系密切等因素的影响，对上述产业进行改组、改造面临重重困难。我们要抓住当前市场环境变化、企业经营面临困难的有利时机，推动传统产业优化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为此，必须加快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从“管企业”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加快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既可以是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融合，也可以是不同主体国有资本之间融合。当前，尤其要鼓励企业间横向的兼并重组，通过资本集聚来提高产业集中度，化解无序竞争。
    从需求角度看，关键是要充分发掘需求潜力以缓解供需矛盾。增加产品出口是一个思路。但我国是一个大国，钢铁、有色、水泥等工业品的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庞大的体量决定了我们不能重走先行国家向海外市场倾销的老路。可行的思路就是积极开展产能合作，通过企业搬迁、异地投资等方式，用对外投资替代产品输出，以化解可能面对的贸易摩擦风险。
    扩大国内需求则是另一个思路，具体如以PPP方式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等。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无论是推动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还是推动产能向海外转移，都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但现实的挑战却是供需矛盾不断发展，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下滑并拖累银行资产质量。政府面临的挑战，就是通过制度设计，把“快变量”与“慢变量”有机结合起来，使政府稳定市场、防范风险的短期调控与促进市场结构调整的长期发展目标有序衔接，从而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在市场供需严重失衡、系统性风险压力明显加大时，政府无论是通过增加投资、直接拉动内需的方式，还是通过增加重要产品储备等方式来稳定市场供需关系都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政府的短期调节政策不要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由此我们也看到，化解产能过剩绝不仅仅是推进供给侧改革那么简单。造成产能过剩的背后，有政府强力干预的影子；同样，化解产能过剩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把解决产能过剩简单地归结为“让市场发挥作用”，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