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国有企业改革重组过程中，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成为主要路径。在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的同时，也加剧了国有企业被外资化倾向。”在近日举行的安徽省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白津夫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他指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外资参股或并购俨然成为“最强音”。有一种极不正常且普遍存在的倾向，国企产权一旦转让给另外的国企，则被视为“改制不彻底”，理由是“改来改去还是改在国企的饭碗里”。不少地方把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外资上，这种十分危险的心态逼使地方政府无节制地给予外方超国民待遇，在谈判中难以谋求对等地位，无法忠实地代表国企利益。改制的最终结果是屈从于外方意志，国企被“贱卖了”。

　　他说，一些地方把引进多少外资、引入多少世界500强企业奉为官员考核的“最高指标”。跨国集团的财力、技术、品牌让不少官员迷恋，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在国企本位和地方政绩的双轮驱动下，地方官员铁了心思要把国企“卖”给国外资本，优惠政策竞相攀比，甚至不惜动用行政资源为外资进入“保驾护航”。其实外资真正应该被看重的是其“溢出效应”，即对产业链条的刺激作用，能否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能否为企业提供市场机会，而不在外资本身，单纯的ＧＤＰ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在这里，中央“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被曲解了。

　　在“招商引资”的狂热中，“靓女先嫁”大慷国企之慨常被用来彰显诚意。在各地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具有垄断资源和规模经济的大型国企跃然纸上，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

　　“现在跨国公司的并购表现为对行业的关注，特别是那些竞争力比较强、对产业结构影响深远的行业，往往是跨国公司选择并购的重点。尤其是对产业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制造业，跨国公司表现出格外关注，我国制造业中的一批排头兵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并购重组。”白津夫说，这一现象被称为外资并购的“斩首”策略。

　　他认为，如果改革开放之初的外资并购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运营演习”，那么今天的外资并购更似一场“廉价掠夺”。“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点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目前在中国并购活动的基本点。”外资对并购对象的高要求与各地政府的“低姿态”不无关系，一曲一伸之间，跨国并购集团的纷至沓来表明，中国有一个充满诱惑的市场，到处充满了便宜的收购对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外商独资企业比重上升很快，从1985年的0．66％、1990年的不足20％，上升到1999年的38．5％；而从2005年1－10月份利用外资的情况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上一年同期分别下降11．76％和42．83％，而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同比却增加4．27％和43．63％。外方资本谋求企业控股权的欲望逐渐显露，“在控股权、控制销售权及财务权、品牌使用权上也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其中在控股权方面，表现得更为迫切，包括最初以参股、相对控股实施并购的跨国企业，现在也在谋求通过增资扩股实现绝对控股。”白津夫说，事实证明，跨国巨头们在对中国企业的并购热潮中，已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我们的国有企业。

　　继南孚电池、格力电器、徐工集团、西北轴承、天府可乐、无锡威孚、锦西化机、杭州齿轮、索贝数码、哈药哈啤、华凌管线、华北制药、熊猫电子、乐凯胶卷、常州变压器相继被“斩首”之后，许多人对这场“国退洋进”的盛宴表示出了极大的忧虑。

　　白津夫认为，首先国家的经济控制力受到挑战。如果国有企业大多被外方控股，那么国家对企业的影响力将十分有限，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会大大削弱。

　　其次是弱化了国企的自主创新能力。外方控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自主”的否定，杭州齿轮签署的合资意向书赫然约定，杭齿具有市场竞争力产品的相关技术、设备等一同进入合资公司。于是杭齿最具优势的产品和研发力量为合资公司拥有，失去了自主开发能力，原有的品牌销声匿迹，而企业大量的技术成果也尽属他人。

　　三是加剧企业的离心倾向。国企也罢，民企也罢，如果大多数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外资手中，那么这种失控带来的是企业国家意识的淡泊，进而加剧企业的离心倾向，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

　　四是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带来影响。外方控股有时是恶意的，是为消灭竞争对手而来。美国卡特彼勒公司的“投资合作意向书”要求：合资要在卡特彼勒全球战略下进行，限制使用原中国企业品牌。有同行认为，卡特彼勒是要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市场和资源，从根本上消灭其竞争对手。同样，外方控股进一步强化了产业畸形发展，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会带来不利影响。（耿延军）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