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过后的第一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都会邀请国内外智库学者和跨国公司商界领袖们继续两会未竟的议题。2015年，中国走出去的代表战略“一带一路”便是其中之一。

 

    这一概念从2013年提出，到2015年已经活跃在各大会议场合。商界人士将其视为一个经济发展和投资的战略机会，外交人士和政府官员也将其视为中国外交主动作为的重要一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将“一带一路”看作中国目前不得不做的事情，但他认为要做好并不容易。在中国不得不走出去，但尚未强大到足以让其他国家做出调整的状况下，中国未来15-20年的外交会很难做。中国要走出去，就会与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存在冲突。

 

 

    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实力的增加，是一个自然的扩展过程，“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国的崛起和扩张都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延伸是一种必然，美国就一定会感觉到挑战。”

 

    郑永年指出，现有的国际秩序安排决定了对中国走出去会有三种反应：既得利益者是反对的，美国和日本均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资本，所以是十分支持的；还有中间力量是怀疑态度或者受到美国的压力。这是国际关系的常态，总有支持反对、需要和怀疑。

 

    而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影响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以前是小国，向美国和东南亚的小国调整。80年代改革开放，90年代与国际接轨，都是不断向现有的国际秩序调整。但是随着实力的增长，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向其他国家的利益调整的状态中。现在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与既得利益的冲突。中国今后的15-20年的外交最难做。”

 

    但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其他国家愿意向中国调整的状态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持久战，弄不好会出大问题”郑永年说：“今后的15-20年，中国能有6-7%的增长，中国有可能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社会。只有迈入这个门槛，才会有其他国家向中国做利益调整。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交其实也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

 

    以南海的领土争端为例，中国目前在南海地区大规模修建，引发了与中国有领土冲突的越南等国家的紧张。但郑永年对这样的做法比较乐观，“小的冲突不可怕，有了小的冲突才能带来谈判。国际政治就是硬实力最重要。经常有周边国家说中国崛起是威胁，但一旦真正造成威胁了，反而‘中国威胁’的声音会变小，转而与崛起中的中国合作。”

 

    他说：“国际政治就是现实的，一个国家强大了就会有其他国家与你主动合作。不合作，就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崛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开始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自然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联系在一起。

 

    对此，郑永年认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资本和产能已经过剩，而走出去是必然，也是中国现在必须要做的事。但目前西方人和中国自己都不够清楚的一件事是，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是资本，政府只是顺水推舟的。

 

    “中国80年代是将资本请进来，90年开始与国际接轨，现在资本过剩了，自然要走出去。这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同一个道理。”郑永年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态度表明，奥巴马政府太过看重了中国政府的角色，而忽视了资本的角色。

 

    而对于现在比较普遍的“中国政府外交强势”的看法，郑永年并不认同。他表示，西方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扩张的时候，是资本加上军事的殖民地主义，如果有不履行合同的行为，都是枪炮解决，比现在中国的推动力量大多了，但这不代表现在中国要实行殖民主义。

 

    “中国目前的资本和产能需要有走出去的空间，希望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且保持开放，这是对的方向。为何英国首先加入亚投行，因为中国现在的做法是与原来的殖民主义不同的。西方的投资经常有人权和民主的要求，这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难达到，这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规划基本上失败的原因所在。”

 

    他表示：“国家资本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好的地方是中国可以有国有企业去做资本走出去；坏的地方在于，一旦出现纷争，就很容易被看成是政府行为，被上升到外交和政治层面。”但郑永年认为需要看到两面：“中国的政府还不够强势（aggressive）。因为资本走出去后，还需要更多的权益保护。比如中国在墨西哥投资的高铁项目、中国在缅甸的多笔投资，都遭遇了问题。但目前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新的情况下，如何保护海外利益，中国政府要做得还差很多。”

 

    但他强调，中国现在在尝试一种新的不同的模式，“给中国一个机会，世界是可能会不一样的。”

 

    对于中国现在是否有足够的工具去实践“一带一路”，郑永年认为需要做的还有很多。首先一点就是目前对“一带一路”的定位似乎还是经济项目，而他则认为“一带一路”应该是个全球治理、至少是区域治理的项目。

 

 

    在谈到新丝绸之路与南海附近国家的复杂关系时。郑永年认为新丝绸之路是可以制造更多的共同利益，能够减缓南海地区的紧张。

 

    “丝绸之路做还是不做，南海地区的领土冲突都是存在的。但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制造共同利益，是可以减缓冲突的。目前的东南亚还是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延伸。中国力量的增长是会带来影响力的延伸，必然会有地缘政治的影响，所以会必然会出现调整。”

 

    而实际上，中美关系本身是互相依赖，并无重大的冲突。中日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中国和其亚洲盟友（日本）的冲突。“美国比较简单，盟友的敌人是我的敌人，但美国现在的负担很重，现在有世界警察、联盟的负担，就像中国晚清时期对朝鲜半岛的负担一样。”

 

    “中日之间也是一样现实，中日不会为了钓鱼岛会打一架，因为战场不在这里。”

 

 

    在问到对“一带一路”是否乐观时，郑永年表示，可以给中国多一点的时间。他说：“中国其实是必须做‘一带一路’，目前也有资金实力，但却不好做。但只要是主要靠资本的作用，资本是最聪明的，还是可以做好的。”

 

    但同时中国更应该发挥后发国家的优势，就是有很多前人的经验可学，“包括西方的治理经验，比如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都需要。实实在在做生意这是一个技术活，而这个技术活其实是西方所擅长的。在用钱的时候也得是smart power，有钱不能任性，要专业一点。而同时投入的还有资产管理等专业技术经验，这些都应该是向西方开放的，这些方面也是西方擅长的。”

 

    而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援助问题上，郑永年表示中国应学习日本。“中国之前也有对外援助，但主要是针对非洲国家，都是简单的援助。日本在相关领域做的比较好，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学习，中国其实是刚刚开始。”

 

    最后，郑永年表示，外交不是将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无论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都应是越开放越好。